如果说西藏的地理环境与其东部广大外围地区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那么与之相反，假如我们将西藏的地理环境与其南部和西北部外围地区的地理环境进行比较，则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在西藏南部外围地区主要有尼泊尔、印度等国，尽管它们都同西藏接壤，但它们却处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南亚地形板块，属于与西藏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南亚板块属濒临海洋的亚洲湿润地区，因受到印度洋热带季风的强烈影响，该地区无论是气候及自然生态都与西藏自截然不同。以尼泊尔而论，该地虽号称“高山之国”，但其整个地形是从北向南急骤下降，除北部喜马拉雅山区海拔在3000米以上外，其余70％～80％的地区海拔都在3000米以下，其中南部的特赖平原海拔仅300～600米，首都加德满都海拔也仅有1300米，所以尼泊尔基本上不具备西藏那样的高原地形环境。此外，尼泊尔属山地亚热带季风气候，因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中亚寒潮南下，加之受到东南季风影响，故其气候温暖而潮湿，雨量极为丰沛，一年仅分热、雨、寒三季。同时丰沛的雨量又在该地形成了丰富的植被和茂密的森林以及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并有犀牛、大象等亚热带动物15。由尼泊尔向南进入印度，则海拔高度进一步下降，恒河流域平原海拔仅200米，即便是印度德干高原海拔也只有300～800米。恒河流域属季风型亚热带森林气候，气候炎热潮湿，降雨丰沛，最热月平均温度高达25℃～35℃，最冷月平均温度也多．在10℃以上，故其气候和自然生态环境与西藏的差异更为显著改16。

　　西藏的西北部外围地区，主要是以今克什米尔为中心的中亚地区，这一带的地理生态环境同样与西藏存在着较大差异。克什米尔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西缘，与青藏高原属于不同的地理单元。它虽有许多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地，但却是一个多谷湖的地区。因谷地多垂直下切，海拔较低，故山谷地带往往碧绿如茵、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冬暖夏凉，构成了与西藏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区。同时克什米尔的气侯介于南方亚热带和北方内陆草原气候之间，较西藏温暖湿润，生产水稻、小麦、烟草、茶叶等，并有大象、水牛等亚热带动物17，足见其气候及地理生态环境与西藏的不同。

　　由上可见，西藏的地理环境与其东部广大外围地区基本趋于一致，而与其南部和西北部外围地区则存在着较大差异。按照生态人类学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总是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相联系。而且一般说来，一种整体文化（指文化因素）往往更容易在与产生这种文化相似或相近的地域环境中得到传播和发展，而不宜向与其差异较大的地域环境中传播和发展。吐蕃文明是在独特的高原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高原文明，这种文明自身无疑具有很强的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和对非高原环境的不适应性，这首先集中表现在作为其文明主体的人的方面。这一点，我们在有关吐蕃的文献记载中可找到有力的证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向陇西及关内一带的军事进攻，往往是“恒以秋冬，及春〔夏〕则多遇疾而退。是来也，方盛暑而无患”。《新唐书·吐蕃传》亦载：“吐蕃盗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公元763年，吐蕃攻陷长安的季节即是冬季十月至十一月之间18。公元787年，吐蕃军队再度威逼长安，并大掠研阳、吴山、华亭（今陕西）一带，其季节也是在秋季的八月至九月19。这就是说，吐蕃在陇西到关内一带（甘肃东部及陕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已明显受到季节的限制。原因是吐蕃人世代生活于海拔 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他们在生理上具有适应高寒气候的一系列特点。这主要表现于他们的“皮肤厚且致密，毛孔、汗孔并甚稀少，皮下脂肪发达，以是故能耐寒耐燥，而不宜于温湿地方居住。”20而由陇西向东的关内一带因海拔高度大幅度下降，春夏季气温普遍较高。如关中平原一带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其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普遍在24℃以上，极端最高气温可达45上。即便是陕北高原区，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也在22～24℃。这对习惯于高原环境和干燥寒冷气候的吐蕃人显然难以适应，故多“遇疾疫而退”。吐蕃王朝后期，为克服气候不适和季节限制，曾一度采取启用汉人充军的办法，“及得唐俘，多厚给产、质其孥，故盛夏入边。”21但这一措施毕竟受到各种限制，况且汉人组成的军队不可能成为吐蕃完全信赖和依靠的军事力量。因此，吐蕃以其所拥有的强大军事实力虽曾攻占过唐都长安。但最终却未能象后来的蒙古和满族那样逐鹿中原，这与吐蕃文明自身的高原特点及对非高原地区的不适应性显然够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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