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申报》、《游戏报》、《新闻报》、《中外日报》、《郑孝胥日记》、《忘山庐日记》、《严复日记》等有关报到和记载，发现常去张园的人，商界、文化界的都很多。其中，属于报人、文化人的有王韬、钱昕伯、何桂笙、黄式权、袁祖志、汪康年、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狄楚青、叶瀚、蒋智由、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马相伯、严复、辜鸿铭、伍光建，商界或亦官亦商的有郑孝胥、张謇、赵凤昌、岑春煊、盛宣怀、郑观应、徐润、经元善、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李拔可、郑稚辛。各地来沪的学者、学生、富家子弟有章太炎、吴稚晖、马君武、孙宝瑄、吴彦复、丁叔雅、胡惟志、温宗尧、蒋智由、陈介石、汪允宗。这些人控制着上海的各大报纸和出版机构，如《申报》、《新闻报》、《选报》、《苏报》、《时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和商务印书馆，主持着南洋公学、爱国学社、复旦公学等各种学校的事务，领导着中国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地方自治公所和名目繁多的联合会的组织。正是他们，构成了上海社会的精英阶层，影响着上海社会的舆论。通过他们的活动，有形的公共空间（张园）与无形的公共组织（会馆公所）、公共领域（报刊）奇妙地重合在一起。
这里不能不再次说到张叔和。这位无锡人很会交际。他与官场、商场、士林都很熟悉。他常请盛宣怀、郑孝胥等年资较高、有官府背景的人游园、吃饭，也请王韬、袁祖志、黄式权这样比较纯粹的报馆文人游园、吃饭。洋行西人，著名妓女，公子哥儿，他都请。他出于商，熟于文，近于官，"席上客常满，壶中酒不空"，与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关系。绅商各界也乐得有事没事地来园中走走、看看。
对于张园的吸引力，有两份资料，可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一点帮助，这就是《忘山庐日记》与《郑孝胥日记》。
《忘山庐日记》的作者孙宝瑄(1874-1924)，浙江钱塘人，出身官宦人家，父亲是户部左侍郎，哥哥是清朝驻法、德公使和顺天府尹，他自己以荫生得分部主事。孙何时来沪，时间不详，1897年已在上海，筑室名"忘山庐"，所居之地离张园七八里。从其残缺不齐的现存日记看，1897年、1898年、1901年、1902年四年中，他有约三年住在上海。在沪期间，他先后游览张园69次（详见附表），平均每年23次,每月2次。69次中，个人闲游、散步的共38次，与友人同游25次，应邀游览4次，其他（宴客等）2次。
郑孝胥(1860-1938)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这位福建闽县人，1882年中举，以后随李鸿章办理洋务，并到日本当外交官，甲午战争后回国，以后在京、汉等地做官。他在1897年秋将家迁至上海，以后虽然断断续续到广西、东北做官，但上海的家未动。他在上海的住址，先后有虹口、白克路、南阳路、徐家汇。1901年在汉口，1903年6月至1906年基本不在上海。郑从1882年至1916年，在日记中明确记载游张园的，有108次（详见附表）。郑在上海是时住时离，其中，1906、1907、1909年住沪时间较久，游张园次数也就更多些，1906年17次，1907年19次，1909年20次。依此分析，他在沪时游张园的频率是每月1.5次。108次中，属于个人独游、散步、纳凉的有31次，与友人同游的56次，与家人（包括兄弟）同游的4次，应邀游览的8次，参加婚礼、祝寿、宴客的9次。 个人闲游、与友人同游以及与家人同游，都可以视为主动游览，应邀游览为被动游览，"其他"栏中包括参加婚礼、祝寿之类，也可以视为被动游览。从郑、孙二人的情况看，主动游览各占游览总数84%与91%，合计占游览总次数87%。
主动游览与被动游览的区分有重要的意义。被动游览，去宴客、看戏，可以视为与去饭店、戏院同类，看不出游者对张园的态度。主动游览则不然，那是游者的自觉选择，表明张园对游者有特别的价值。主动游览占这么高的比例，说明张园在这些人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们去张园干什么？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散步，休息，赏花，纳凉，吃茶，喝酒，听戏，看热闹，这些都是都市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交流信息。这点，通过郑、孙的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出。
郑、孙如果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回沪以后会很快去游张园。比如，孙1897年10月4日自京抵沪，6日便驰车游张园；1902年10月6日自京抵沪，10月10日游张园。1906年1月6日，郑上午自外地回上海，下午便去游张园；1908年1月31日回沪，2月5日便游张园。张园，是他们了解上海社会的窗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新闻，小道消息，朋友行踪，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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