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年，上海移民开始出现了对上海身份认同的趋向。论据有以下四点：

　　第一，上海人整体意识的萌发。1900年，经元善等1300多人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所用名义是"上海寓居绅商"，其中绝大多数包括经元善本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应当说，这样署名，既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又含有他们不是上海本地人的意思。但外界报道或谈论时，往往径称"上海绅商"。1901年、1903年、1905年，上海接连爆发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这两项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与以往四明公所事件等相比，最突出的一点，便是运动不是以某地人关心某地事的方式出现，而是以上海人关心中国事的方式出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等在张园等处演说，报纸上登出消息，多称之为"上海绅商"、"上海志士"。"寓居"两字一去，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这些绅商在对外联系中也有意无意地突显"上海"二字，并俨然以上海发言人自居。蔡元培等人领导的中国教育会在给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致词中，便一再表示上海会如何如何，有"东京虽散，上海不散"等语。

　　第二，"上海人"概念的出现。具有文化意义的"上海人"的概念，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年。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说，明确地提出了"上海人"概念：

　　上海何以美？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势，宜其组织特色文明，随上海潮流，灌注全国，使全国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再出其余力灌注全地球，使全地球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果尔，则全国人民脑智之发达，皆受吾上海人之赐，全地球人民脑力之扩充，皆食吾上海人之福。上海人荣耀，即上海荣耀。上海形势既不辜负吾上海人，吾上海人又安得辜负此上海形势？[44]

　　主办《警钟日报》的人，蔡元培、刘师培、汪允宗、林獬、高旭、陈去病等人，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他们所说的"吾上海人"，当然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这不但表明他们自己对上海人身份的认同，而且说明他们已有明确的上海人群体意识。再过几年，到辛亥前后，在报刊书籍中，"上海人"不但是一个频繁出现的词汇，且与北京人、汉口人、南京人并提。由此可见，"上海人"概念的形成，当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事。

　　第三，上海地方自治运动。1905年，上海地方士绅郭怀珠、李平书等，鉴于华界市政建设远远落后于租界的实际状况，发起地方自治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了９年，修路100多条，筑桥60多座，建造码头6个，新辟、改建城门９座，制订了各种各样市政管理条例。通过这一运动，上海的华人社会逐渐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领导这一运动的士绅，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来移民。地方自治领导机构为议会与参事会，议会由33人组成，由领袖总董与办事总董5人领导，领袖总董李平书是上海本地人，办事总董４人，莫锡纶、郁怀智是上海人，而朱葆三是浙江人，曾铸是广东人。至于参事会中外来移民更多。董事都是经上海绅商选举产生的。这个运动本身便是地方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

　　第四，上海辛亥革命的方式。从1903年的苏报案，到光复会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活动，到1911年上海起义，上海反清革命的主体，多不是上海本地人。反清起义成功后成立的沪军都督府，为上海军政领导机关。这一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不是上海本地人，都督陈其美是浙江人，参谋长黄郛是浙江人，外交总长伍廷芳广东人，财政部长沈缦云是江苏人，交通部长王一亭是浙江人，闸北民政长虞洽卿是浙江人。他们主持着上海的事务。只有民政部长李平书、军务部长钮永建是上海本地人。辛亥时期各地反清起义普遍规律是当地人谋当地事，各地军政府均由各地人充任。陈其美等在上海举事，在上海主政，这是他们对上海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

　　这些标志性的事件，无一不与张园之类的公共空间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酝酿革命，筹划组织，讨论自治，形成上海意识，甚至上海话的逐渐定型，都与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关系。

　　七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对上海各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笔者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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