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的统治者是工部局，是由外国领事、大班们组成的董事会、纳税人会议，租界的大事诸如市政、税收、防卫等由他们决定。对于社会的一般事务，特别是有关华人社会的事，除了刑事案件由华官负责、西人会审的会审公廨处理以外，工部局并不过问。华人遇事，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会馆与公所等同乡或同业组织。小自寻找工作、租赁房屋、民事纠纷，大至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租界华人多依靠这些组织。1874年、1898年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都是由宁波同乡组织出面与租界交涉的。遇事由会馆公所集议，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习惯思路。

　　自政府一面而言，无论是租界当局，还是上海道、上海县政府，也都认可同乡组织的这种功能。但是，有些事越出了同乡或同行的范围，不是会馆公所所能解决的，但又与市民们密切相关，比如，公园问题，妇女不缠足与教育问题，沙俄侵占东三省的问题，反对美国排斥华工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立宪问题。于是，创造不分何方人士、不分行业、阶级、性别的更大范围的公共空间的要求，便被提了出来。张园在地理、人流、会场设施等方面，都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成为最合适的场所。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的形成，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这道缝隙在清政府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最早意识到这一特点的是维新派。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黄遵宪等维新志士都利用这一特点而得以活命。康有为在遭到通缉以后逃到上海，受到租界当局庇护，随后避地香港。黄遵宪在政变时正在上海，被朝廷谕令捉拿，上海道派兵围住他的寓所，但租界当局不许捉人，加以保护。后经过外交斡旋，他平安回乡。康、黄之案以后，清政府的反对力量更清楚地看到上海政治环境的这一特点，并有效地加以利用。1900年中国国会的召开，《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公然攻击清政府的书籍的出版，都是租界缝隙效应的体现。

　　1903年4月19日，正当张园集会演说如火如荼之际，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新的管理章程：一、所有租界内华人和外国人，无论何案，未经会审公廨核明，一律不准捕捉出界；二、界外差人不准入界擅自捕人；三、界外华官所出拘票，需送会审公廨定夺，派员协捕[43]。这无异宣布，张园举行的那些反对清政府的集会演说，都是合法的，受到租界保护的。

　　事实确实如此。章太炎、吴稚晖等人经常在演说中肆无忌惮地攻击清政府，两江总督命上海地方政府查办。上海地方政府要求租界当局协助。工部局巡捕房将吴稚晖等人传去，问："你们藏兵器否？"答："断断没有"。巡捕说："没有兵器，你们说话好了，我们能保护你们。"类似这样的传讯，据吴稚晖说发生过六次，他自己被传过四次，张园演说的活跃人物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都被传过。1903年，龙泽厚因事牵连被捕，清政府以有人举报他参加过自立军起义活动，而欲治其死罪。租界当局以仅凭一人举报、证据不足，将其无罪开释。同年发生的"苏报案"中，清政府本拟捉拿苏报馆主陈范，不料陈范闻讯逃走，清政府将陈范之子捉住，拟让其代父受罚。租界当局不同意父罪株连儿子，最后处以取保开释。对于章太炎、邹容，清政府本拟处以极刑，但经革命派援引言论自由等条款进行辩护，最后使章、邹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二年徒刑，这在当时并不算重。

　　租界当局这么做，有维护租界权益的考虑，有英美等国对慈禧太后统治不满的因素，更有法律上、文化上差异的因素。在清政府看来，随意批评政府，形同叛逆，罪该杀头，但在西人看来，言论自由，是人人应享的天赋权利，应予保护。

　　这样，由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租界的缝隙效应，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地处租界的张园，便逐渐演变成上海华人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场所。

　　六

　　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对于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上海人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到上海以后，所处之处，是由两个租界和华界三个不同的市政管理体系构成的，华界又被分割成县城、南市、闸北等区域，所以，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中，上海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对不少居民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不是他们永久驻留之地，他们只是上海的过客。大量事实表明，在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上海居民一般还没有从同乡单一认同进入到同乡与上海双重认同的阶段。1853年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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