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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央国家权力结构演变过程浅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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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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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很短，永乐帝很快稳定了朝局、政局，既而他开始从容削藩，这无疑是建文政策的继续。在军队的严密监控下，永乐的渐进削藩获得极大的成功。藩王的护卫大减，军队的指挥大权收归中央，作为明代中央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军权的分配体制实现了根本变革，全国军队统一由皇帝领导下的兵部管领。这成为有明一代的定制，此后200年间虽有个别宗室藩王发动叛乱，但很快就被扑灭，地方藩王再也没有对皇权构成真正的威胁。
但这一变更引起北方边防体制的相应变化，削藩以后，北方的防御力量大为减弱，永乐帝深以为忧，加上他的皇位是由政变夺来的，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内心的真正认同，在南京永乐帝处于一种伦理道德的敌对和孤立之中，永乐帝决定迁都北京。北京是他长期驻扎坚守的地方，也是他得以建功立业并登上皇位的根据地。北京更适合他有效地统治管理这个国家。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明朝新的军事布防体系形成了。
与此同时，明朝中央的政治权力体制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朱元璋废相不久就说“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并为建立新的辅政机构作出种种探索。作为出色有为的政治家，明成祖更明白缺乏辅政机构的利害。永乐帝认为在洪武祖制的框架之内，不可能产生出得力的辅政机构。永乐帝决不会拘于祖制之内。即位不久，他“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1],但此时尚未打破七大部门分权制衡的中央政治权力分配体制。首先,内阁大学士在权力上虽突破了洪武时“於政事无与”的限制,可以合法参与政权,却并不具有制度化的决策权;其次,内阁大学士不仅品秩低微,仅正五品,而且“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2]对国家行政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再次,吏部尚书蹇义与户部尚书夏原吉也被纳入了这一辅政班子,“朝夕备顾问拟旨,然不与阁职”[3],他们对朝政的影响力远在大学士之上。因此,内阁的参政议政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权力集散失衡所造成的潜在危机,却并未从根本上打破旧有格局。六部长官和内阁成员共同参政帮助皇帝处理机务，只是朱棣在遵从祖制的前提下所作的一种权变。
成祖变更祖制的重大举措在于他一反乃父的做法，开始大量任用宦官，明代宦官奉使外国、将兵、监军、巡视、镇守都始于永乐之时，后世遂视为成例加以模仿，给予宦官更多的任务和职权。洪熙元年，以郑和领下番军守备南京，后世相沿不改，令太监王安镇守甘肃，于是各镇陆续皆设镇守。宣德四年，宫中特设内书堂，选大学士专教小内使读书识字，从此宦官开始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为以后明代政治发展中出现众多的太监政治人物埋下了伏笔。到了崇祯年间鉴于朝臣无能，崇祯皇帝更是把镇守、出征、督饷、坐营等事都交给太监去办。
后世言及明代宦官之祸往往归咎于成祖在靖难之后违背祖制，首开其端，致使后世遗患无穷。或者归罪于后代皇帝的庸懦无能。其实，这种观点颇值得商榷。有明一代遏制宦官最力的莫过于朱元璋。但朱元璋未尝不信用太监，宦官二十四衙门的大体框架正是在朱元璋晚年的时候基本定型，太监的权力也并非只是“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后世之君也未尝不严厉惩治专权乱政的太监，许多大太监轻而易举被皇帝下旨查办重处。英宗以后，几乎每个皇帝即位以后，都要对前代皇帝信用的太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削弱和打击。这种打击具有双重目的，一则打击专权乱政者，肃清吏治，收揽人心；二则打击敌对或异己的宦官势力，肃清后宫，巩固自己的皇位。按照这种逻辑发展下去，我们便不难理解这些皇帝不久又重用了一些新的宦官来制衡外朝官僚集团。总之，在永乐之后宦官势力逐步抬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任用、打击宦官与否，每一代皇帝都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来决定的，明代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完全真正彻底地遵守祖制，朱元璋也没有。每一代皇帝都是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来决定对一种制度的沿袭、发展、改造、废止，因而过多地把明代宦官之祸追索到是永乐帝肇其端，这是没有太多意义的。
一种体制的好坏，效果如何，一方面取决于这种体制本身是否严密完善，一方面取决于那些高层权力拥有者的识见、谋略、态度和活动。二者同样重要，有很多时候，前者还要受制于后者。体制的不完善或漏洞可以通过政治高层的具体行动或临时政策来设法弥补，体制缺陷带来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具体努力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客观而言，永乐帝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永乐以迁都北京、五次亲征来消除九边藩王被裁撤以后潜在的军事危机，永乐虽然给予宦官大量事权，却又通过自己的严格督察把这些宦官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终永乐一朝，没有宦官为祸的事情发生；开始参政议政拥有一定实权的大学士虽然事权不明，与部臣、宦官之间却也从未发生类似后世那样的严重权力冲突，为什么？因为永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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