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后世监阁消长看监阁体制的实质及发展演变规律

　　1435年宣宗死，其子朱祁镇以9岁冲龄即位,由太皇太后代行皇权，依旧向内阁倾斜,“朝廷大事皆自三公(指内阁三杨)处分”[11]。司礼太监王振几次欲侵扰阁权,都被太皇太后严厉制止了[12]。然而,与司礼监争夺幼帝斗争的失败,使皇权日渐向司礼监倾斜。英宗亲政后,王振恃帝宠而尽夺阁权,使“内阁权一归振”[13],成为明代第一位权宦。相权也随着皇权的倾斜由内阁游移到了司礼监。
　　景帝以王振之祸为戒,毅然归政内阁。英宗复辟后,宦官势力有所抬头,但司礼监并未取得实质性权力,皇权总的来说还是倾向于内阁。这一方面是由于复位后的英宗确有图治之心,“每得章奏,无不亲阅”[14],遇到难决之事也主要与阁臣商议,对内阁的信任明显高于司礼监。另一方面,因“夺门”之功而深受皇帝宠幸的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为防止司礼监同他们争权,也极力主张英宗“凡事与二学士(指徐有贞、李贤)商议而行”[15],成为内阁的支持者,进一步加深了皇权对内阁的信任。曹、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徐有贞是依附他们靠“夺门”之功得以入阁,李贤则是由石亨荐举入阁的。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操纵了内阁就可以独揽大权。可见此时的相权仍定位于内阁。之后,曹、石集团与徐、李的争权,实质是争夺内阁相权的斗争,而不是相权归属之争,这也是天顺初年阁臣更迭频繁的重要原因。曹、石败没后,君臣关系的融洽,使以李贤为首的内阁权力大大加强,“大权始集,……赫然真相矣”[16]。
　　宪宗在位二十三年,几乎是拒阁臣于门外,“凡四方章奏,不召内阁大臣裁决,惟付之左右内臣而已”[17]。帝恩的内移使司礼监再度重操相权,内阁成为陪衬,以至当时就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18]。孝宗即位后,依重阁臣力图求治,相权也随着皇权的倾斜由司礼监移回内阁,并于君臣际合中造就了如李东阳、刘健、谢迁那样的“贤相”[19]。就连后来的权阉刘瑾也认为“弘治年间,朝权俱为内阁文臣所掌,朝廷(指皇帝)虚名而已”[20]。这固然是他为激怒武宗而进的讦言,但多少也反映了孝宗时内阁权盛的事实。明武宗也正是在此讦言的诱引下,衍生出“天下事岂内官专坏之?内阁坏事者十常六七”[21]的意念,终使相权在皇权的倾斜下又由内阁移至司礼监。于是,“辅臣失参赞之权,近习(指宦官)启干政之渐”,“裁决之权尽归近习”[22]。司礼监在事实上已取代内阁为相了。即便刘瑾败没后,皇帝对宦官的倾心,使“政权仍在内臣。魏彬掌司礼监大印,决大政”[23]。
　　权宦擅政之弊,着实给明朝统治者以极大震动。从世宗至神宗初叶的数十年间,皇权基本上倾向于内阁,相权在内阁手中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性。内阁权势经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人，到张居正时达到了顶峰。然而,内阁权盛对皇权造成的潜在威胁,使皇权对内阁的信任日渐降低,对宦官的信任相对增加。张居正去世后,神宗便开始极度疏远阁臣。而张诚、陈矩等司礼太监却在皇帝的宠信中不仅得以执掌司礼监,还兼掌东厂,“二权并在一人,故能回天乃尔”,就连内阁宰辅的生命亦操于其手[24]。司礼监又再次取代内阁控制相权,以至大学士朱赓也不得不慨叹“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25]。这种局面在经过熹宗时魏忠贤专权擅政以后更成积重难返之势,相权几乎一直掌握在司礼监手中,直至明亡都没有太大改变。崇祯帝即位后虽曾倚重阁臣以期振衰起弊,但明末官僚政治体制自身已经积弊难返,使这种希望化为泡影。不久,他便在“诸臣不能实心用事”的遗憾中将信任的目光重新投向了宦官[26]。
　　从这一段纷繁复杂的更迭消长中我们可以看出,监阁体制在皇权的倾斜性调节下,从来都没有实现理念中的那种分工合作平等相处的静态平衡，相反却不断出现动态的波浪式的更迭消长,司礼监和内阁交替掌握相权成为动态运作的监阁体制的主体特征。表面看来,皇权的倾斜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潜在的内涵决非如此简单。“内外相维”的意旨并不是在每位明代帝王的思想中都闪现过,但它早已作为一种基本精神被溶入了现行政治体制与国家政治生活中,无论司礼监还是内阁,在行使相权的过程中一旦出现有损于皇权的危险倾向,皇权就会及时进行有效的调节,使相权由内移出或由外移入。英、武、神、熹诸帝就是在阁权的膨升中感受到潜在的压力与威胁,才使帝恩内移,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遂在皇权的庇护下大肆侵夺阁权,内阁票拟如同虚设,甚至沦为司礼监批红的附属权力。反之亦然,景、孝、世、穆诸君有鉴于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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