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监阁体制在政治实践中表现的利与弊

　　任何社会中政治运行的最高原则之一就是稳定。而在古代社会中，皇权的稳固与否同样是国家政治稳定与否的核心。在皇权专制的古代社会中,权臣与权宦历来是威胁皇权的两支重要力量,他们的积重式发展往往导致个体皇权的被破坏乃至皇权的整体坍塌。明代监阁共理朝政体制的确立,相权于司礼监、内阁间的动态游移,使两者不可能在时间上取得连续、持久的积重式发展,只能屈从于皇权之下。因此,纵然明代皇帝的个人素质大多十分低下,甚至出现“倦勤者即权归奄寺嬖幸,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为威福而上不知”[29]的局面。却从未出现过象汉、唐那样废立皇帝如儿戏的权宦;也未出现如元代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相反,纵然势焯天下的司礼太监也免不了“(皇帝)一颦而忧,再颦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30]的命运;位高权重的顾命元臣,皇帝也可“片言谴罢,如叱一奴”[31]。于是,在监阁体制的动态运作中,“权奸”与“权阉”对皇权的破坏功能被压到了最低限度。相反,皇权却在监、阁的相互牵制、斗争中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与巩固。在一个皇权不稳的时代是很难实现政局的平稳发展并使国家政治走上理性运作的正轨。从这点来说,监阁体制功能的发挥确实保证了政局的相对稳定。这或许就是为何明中叶后皇帝昏愦无能却仍“能延此百六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32]的关键所在。
　　有其利则有其弊,明代监阁体制在发挥其合理功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国家政治衍生出某些负面影响。

　　1、宦祸
　　监阁体制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皇权,却将宦官彻头彻尾地拉入了政治舞台。尽管明代宦官的文化素养相对提高,但家庭生活的种种磨难，生理创伤所导致的自卑与敏感，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对宦官当权的敌意和仇视的文化氛围，异常残酷复杂的政治斗争使得很多人变得猜忌阴刻狠毒，他们通常对权力、财富、名利有着极强的欲望。因此,当相权游移至宦官手中的时候,那些儒化较深政德很好的司礼太监如怀恩、陈矩之类还能对政治体制的运作起到不少积极作用。而那些心术卑劣雄猜阴狠的宦官掌握大权，则是整个国家的灾难。通常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厂卫机构的特务统治的极度强化。由于厂卫机构与司礼监的特殊关系，当司礼监执掌相权时,厂、卫也成为司礼监维护自身权力、打击异己势力的有力工具，这样的后果往往是国家政治秩序出现严重混乱，国将不国。二是贪污贿赂成风。对于大多数宦官来说,追求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聚敛金钱。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天启年间的魏忠贤都是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的典型案例。宦官执掌相权的时候,也是贪贿的肿瘤于封建肌体中膨胀发展的时期,“有事非纳贿不免于祸”[33]。甚至在官场中形成了“以廉者为拙,以贪者为能”[34]的不良风气。就连学士入阁,也“必贿内侍,如树之托根然”[35]。国家机制亦随着贪贿肿瘤的膨升,由良性运转向恶性运转转化,并日渐形成积重难返之势。

　　2、党争
　　明代党争,早在朱元璋时就已初启端绪。监阁体制的确立则使党争更趋复杂。权力递嬗中的监、阁相争日渐成为党争的源地。
　　监、阁内在的颉颃使两者处于对立矛盾中。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两者对抗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时而尖锐相争,时而相互容纳,时而彼此联结,甚至数种情形杂揉在一起。但无论由谁执掌相权,也无论两者颉颃程度如何,他们内在的权力之争却始终存在。
　　从英宗初叶,王振与内阁的权力斗争开始,监阁相争在明代历史上从未停息过。武宗时,阁臣刘健、谢迁的辞职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在刘瑾所开列的“奸党”名单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刘、谢二人[36]。世宗时,严嵩为相,“结诸奄人,微伺大内动静”,以巧迎上意[37],对宦官的礼遇也超过从前,似乎成为监阁相结的典型。然而权力之争并未因此而消弥,与严氏争权的司礼太监李彬以及提督东厂太监马广就是他授意私党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缉其阴事而至死的[38]。穆宗时,高拱请尽“诎司礼权”[39]，可以说是监阁斗争激化的产物。在缺司礼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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