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人群体。此为学者们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近代商人群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条由商帮到行会再到商会，最后被党化权威整合的曲折道路。其中商会是论述的焦点，分别有四部专书问世：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马敏、朱英著《傅统和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徐、钱二位之合著以时间为序，对上海商会之发韧及组织演变、其於清末民初的经济活动、与本世纪初 30年中国政治变迁之关系等均有较详叙述；马、朱之合著则以苏州商会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了苏州商会之创设、组织系统、社会职能及性质、与清末反帝爱国运动、与捐税斗争、与辛亥革命等七个方面的问题；虞著为通论性的商会研究专著，他把商会置於中国早期现代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论点；朱英新著则以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工具，以商会为研究主体，阐释了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除了上述专书外，讨论商会的论文还有多篇，如胡光明对清末及北洋时期天津商会之研究、屠雪华对苏州商务总会性质的分析、梁洪生对江西吴城镇商会历史的发掘等均颇见功力。[26]
商帮研究主要集中於徽帮、晋帮及宁波帮。专书主要有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之《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10月）及张海鹏与王廷元合编之《徽商研究》（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 4月）、张正明著《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前二种均为集体合作之成果，张著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自明初至清末 500余年的发展史。宁波帮迄今尚无通论性专著问世，但有关论文为数不少， [27]虽不及徽帮、晋帮。其他如苏州洞庭帮、江右商（江西帮）等亦曾有论文发表。 [28]李华则以「清代地方商人」为主题，撰写了若干篇论文，对湖南、湖北、厂西等省简人有所采讨。[29]
大陆学者对近代行会之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仅见数篇论文。 [30]作者主要从行会的近代化、商会与行会之联系及区别两个角度来加以论述。至於被党化权威整合过程中的商人群体，主要有张亦工一篇＜商民协会初探＞。（载《历史研究》1992年，期3）。他考察了商民协会在中国国民党导下成立最终又被其解散的短暂经过，认为「商民协会主要是国民党试控制资本家阶级的一个临时性“党化”工具，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商民”的利益集团。
另外，朱英在其专书《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5月）中介绍了各类新式商人社团，他认这些新式社团既具有民主性和开放性，亦残存著某些封建性的落后因素。
2．商人与政治。大陆学者最初是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商人的，因此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尤其对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来进行。但最近十年来，关於这个题目的讨论有了少新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1）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张亦工、徐思彦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期正处在政治启蒙时期，刚刚从不问政治，不知政治为何物的状态向关心和参与政治过渡」，1922年的国是会议是资本家阶级政治参与意识初步形成的标志，但政治能力感、党派意识与政治社团、领袖的缺乏，使他们最终未获成熟的政治发展。 [31]其表现之一便是他们不能有效地运用经济力量来谋取政治权利。 [32]马敏认为近代绅商日渐明显的政治参与意识源於抵制外货挽回利权的经济斗争。 [33]虞和平、朱英指出，只有在商会产生之后，商人有组织的政冶参与才成为可能。 [34]但政治文化为质的相对低下，则使商会无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目标。 [35]
（2）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研究者们讨论得较多的是商人与 19 12－1916年袁世凯政府以及与1927－1937年的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马敏、朱英认为191 3年商人在「二次革命」中支持袁世凯是资产阶级的阶级主体与其政治代表相脱离的「政治大滑波」。 [35]至於其原因，徐鼎新指出：商人对袁政权支持与否，「是以这个政权是否体现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 [37]其他几位学者认为：趋安厌乱，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是决定商人们政治态度的首要依据。 [38]对袁政府如此．对 1937年后的国民党政府亦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