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大致上在学者们笔下，对商人们在晚清至民国 20年之叫政治表现的评价呈「 M」型，即认为商人们在 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辛亥革命的结局，但后来由於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 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如1 91 5年反对二十一条，1919年参加五四游动。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甚而有组织「商人政府」之企图。但不久又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支持国民党反共，建立新政权。这亦未给他们自身带来稳定的秩序和优惠的工商政策，其政治活动能量反倒被一点点榨干，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 [41]

    3．商人与经济及社会变迁。与概念的使用密切相关，大陆传统史学著作一般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遭受「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榨，「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不能获顺利发展。这种提法在最近十年开始有了动摇。丁日初等人即指出应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作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由此出发．他认为应著重论述近代资本家努力奋斗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迹。而马敏根据他对绅商阶历的考察，认为其近代经济活动既有顺应近代化潮流，推动晚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依附於传统，使近代社会经济转型变得复杂而迟缓的一面」。虞和平、朱英等人则就商会的经济功能作了探讨．认为商会通过参与经济法规的制订、实业教育的提倡、国际交流的开展等活动，维护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於多种因素的制衡，并没有完全朝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走上快车道。 [44]

    同时，学者们亦注意到商人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马敏在其论著中反覆强调：正是过渡型社会结构对阶级发展形态的强大制约，才导致中国早期资本家阶级（或称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无法完成其承担的近代化主干载体的历史使命。[45]桑兵认为到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传统的城镇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商人比重日益增大，稳定性加强，并取得了超出封建势力的优势，加上其所具有的连锁辐射功能，这便为「城镇商民与封建阶级的公开对抗提供了主客观条件」。[46]虞和平、张海林等人则注意到在民国初年，「士农工商」的座次己大为变动，商人地位上升的标志便是其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及其功能的强化。 [47]

    4．商人思想与「商人文化」。为了深入探讨商人的角色行为，不少论者从其思想意识入手，做了有益的尝试。如朱英等人认为民族观念的进步、合群意识的萌发与清末民初绵延不绝的反帝运动尤其是抵货运动便密不可分。[48]相有人根据对若干近代商人的个案分析，认为锐意创新、积极进取是企业家精神在他们身上开始得到体现。[49]亦有人就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尚武思想等作过一定分析。[50]。

    近年来，「商人文化」一词经常出现相关著作中。其涵义界定似乎并不明确，如唐力行曾如此表述：商人文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萌芽同质的，它跃动着早期启蒙的曙光，是资产阶级启蒙文化的先导。 [51]但他对「商人文化」的探讨主要是建立在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研究之基础上，某些结论颇值得推敲。如朱英即认为唐用胡适的思想来说明徽州商人文化的发展未免使人有牵强之感． [52]他提出「商人文化」的考察对象应包括商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家族与家庭、生活方式、心理结构、文化教育观、思想意识、社会团体、经济活动、政治参与等方面。 [53] 可以看出，他主要是把商人文化当作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自1 9 8 7年以来，大陆史学界於近代商人之研究比此前无疑有了较大进步。但全面仔细地观察，却会发现数量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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