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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代中朝边界形成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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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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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二女与诸族属皆在此，汝何不爱惜乎”30。凡察为保护子女族属的生命屈从压迫：“告天誓之，仍言曰：予舍此土顾无去处。满住虽赍圣旨来促，我无移去之意，永世归顺，死于都制使足下矣。岁月久则当知予之诚伪矣”31。凡察表面必须装出诚心归顺之意。七月正值炎暑。女真人向来不畏严寒却畏暑热，因为狩猎为业的女真人吃肉穿皮衣，没有布、丝衣料。夏日穿皮衣可以躲在蔽日的森林里，到烈日当空的农耕地区是难以忍受的。所以朝贡均在冬日。此刻凡察却例外于夏日赴汉城朝见李王。在李王面前“良久不言”，在李王催促与表示宽赦之意后请求“欲退居会宁三十里之外”，“凡察对曰，管下愚民无知犯法，抵罪不赦。边人或轻蔑我民，且牛马互相放逸、踏害禾谷，故欲退居耳”32。凡察屈身侍大，受到岐视与压迫日深，终于两年之后逃往西部与李满住聚居。建州左卫的此次迁徙，非同猛哥帖木儿当年率众迁至镜城和阿木河，无有或少有资产携带之忧，此时已有了成熟的农业，舍弃房屋土地实为无奈，实为李朝侵夺的结果。
李朝为占领建州左卫女真部落居地，抓住了两次机会。一是猛哥帖木儿被害，二是凡察赴北京。首领不在，部众涣散，硬将边城向女真地域推移。李朝还几次出兵征剿女真地区，逼迫其跪伏或驱逐其北移。在此过程中，朝鲜对女真人是残酷的。太宗十年三月，李朝边将赵涓屠杀女真的男女老少，又捕捉了女真首领甫乙吾。杀头领没有借口，又不敢放回，因为“若放还，则入其故里，积尸蔽野、屋庐烧尽，妻子朋友皆已死亡，虽一宿一饭亦无所寄。怨极于天，必告天子，誓死复仇矣”33。女真人遭到了灭顶之灾，必然没齿不忘。三十余年之后“野人于中原路上见貌类赵涓者欲害之，其志惨矣。”不仅赵涓一人，后“有洪师锡往征彼土，杀掠甚众，彼人闻师锡为府使则必注意报复”。“师锡领兵往征结怨于彼者深”，李朝臣民更体会到，女真人“报仇之心传至后世尚不忘怀34。女真人仇恨至深，实因李朝欺压太深。其边官平安节制使驰报，“野人等数数来往，盖因其妻子被夺，怀愤不解之致然也”35。
李朝世宗不仅拓展了东北部广大疆域，而且形成了一套后世效法的与女真人夺疆的方法。成宗时：“野人要老土舍罗哈到云宠惠山设柴城处，因留行猎曰：此是我地，今设险何也，我虽死不去”36。李朝想要哪里的土地，不与女真人打招呼，直接筑城，筑石城慢，就先筑柴城。先筑城再赶走女真人。此类情况屡见不鲜。
那么女真人何时被彻底赶出两江以南呢？从《李朝实录》记载看，李朝中期两江以南仍是建州、兀良哈、兀狄哈女真人的居住地。世祖元年“贼二十骑入端川境，掠男妇十九名，杀男妇八名，又掠牛畜而去，知郡事李思柔追之不及”37。“野人三十余骑入去吉州西北口子，杀男子七名，掳妇女七口，牛二十七头，马二匹而去”。“入寇吉州者臣今洞知，斜地住兀良哈舍地等”38。以此可见15世纪中期以后，女真人还活跃在端川、吉州地区，还与朝鲜人混处其间。待到15世纪末的成宗二十四年，“高山里战亡人之族古罗哈言曰：三卫人虽归顺不许朝京，又无恩赐，不如草窃得利之为愈也”39。“宁作贼於边民，以复父兄之仇可乎”40。燕山君七年即明弘治十四年五月刑曹参判宋轶启，“臣为平安道观察使时，命采碧潼青玉，但产玉处在野人之境，夏月则野人出猎者交错采玉者，多被抢掳，冬节则冰雪覆地未知产处。先王朝以其难于采取，使绝往求之路，传曰：勿采”41。高山里、碧潼均在鸭绿江以南。以上事实证明15世纪末16世纪初，李朝还在与女真你来我往地争夺着土地、资源。以上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李朝所谓的开疆拓土，是从女真人手中夺其森林、牧场、耕地及地下资源，不仅建州左卫遭此劫难，与李朝接界的各部落女真无不如此。女真人活动地域虽向北移动，但仍在鸭绿江、图们江以南。女真人为保其生息之疆土，与李朝作着殊死搏斗。但毕竟实力悬殊，其结果只能是抱恨含泪步步退却，让出了两江以南大片领土。李朝也在有明一代如此完成了开疆拓土的大业。
那么李朝百姓是否在此大业中获得好处呢？朝鲜南方温暖地带的农民不适应北方高寒，农业欠收、牲畜多毙，“疾疫流行，死者甚众，新徙之民不安其居，思归故土或臻亡命”。据世宗二十二年记载：李王传旨咸吉道，“去已未年十一月十二日所启事目，只录会宁正军逃亡者一百五十二人，其余率丁及三镇军民不曾并录，故更下传旨，并推以闻。今三月十四日驰启云，会宁率丁逃亡者六百二十六人，庆源五百八十五人，钟城二百五十五人，庆兴一百八十六人。”其数也极不确切，李王深知“前此沿边各镇不用心考察，故会宁一邑逃亡之人数尚未能悉知，所启者但四分之一，更下传旨然后乃始觉悟，检劾不无疑焉”42。本来从南方热土迁往北方寒地人口就少，再有数不清的逃亡，巩固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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