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关于边界一项仍同前议：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之前，维持现有疆界。[6]在1924年3月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立时废弃旧约，而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提出：“数百年来中俄所订之条约何能一旦概行取消”？只是同意在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中有违反1919、1920年两次宣言精神及有损中国主权的概不实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7]这实际上即表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废除一切中俄旧约的声明并未超过第一次对华宣言所提出的条约范围，将中俄界约也纳入废止之列。1924年5月31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废止旧约与划定疆界两项均同于草案。此后至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谈判无果而终。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苏联政府却在19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超越沙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中国岛屿划去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中苏两国还在1929年由于中东铁路利益冲突的加剧，爆发过一次中东路战争。是年10月苏军攻陷中国边陲重地同江，11月又猛攻札兰诺尔和满洲里，中国军队连连败北。12月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几乎全部采纳了苏方的意见。其后中东铁路恢复原状，苏方停止了军事行动并撤军。中东路事件虽是此期中苏边境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但其缘起于中东铁路问题，还不是中苏双方由边界争端而导致的边界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1932年12月中苏恢复邦交。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在国民党败迹明朗化以后，苏联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华关系的转轨。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中苏边界呈现中俄界约线、两国地图线、实际控制线交错并存的复杂状态，但是，边境形势尚属稳定。
二、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与边界冲突的升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结成盟友，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倚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为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础。特别是1954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纠正斯大林在苏联与新中国关系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基本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使中国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中苏关系愈益密切，中苏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尽管中苏边境地区在1950年代始终处于平静状态，但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及两国边界问题毕竟还是悬而未决，边界争端的始因依旧存在，这即在两国关系中伏下了边界冲突的隐患。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及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上与苏共产生分歧，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处理波匈事件中的“老子党”及大国主义作风表示不满。对于莫斯科的非斯大林化趋向，毛泽东也逐渐由对苏共新领导批判斯大林的大党、大国主义及独断专行等作风的赞同，转变为对赫鲁晓夫集团完全否定并改变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的忧虑，从而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开始改变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帮助的建设方针，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苏之间的不和谐因素由此愈益增多。至19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先行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