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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研究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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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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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种英文版：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英文版，上海英国别发书庄（1870年英商别发洋行创办别发书庄，经理施露）。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所编选的内容，确实大多是李大钊主持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工作的文件，应该说有价值的文献并不多，依据李大钊长女星华的回忆可以得知：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他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早晨不知道几时又离开了房间，有时候他也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一些书籍和文件。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我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它们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住地飘舞盘旋。父亲的脸上显得十分严肃。我问父亲：‘爹！为什么把它们烧掉呢？怪可惜的。’父亲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待了一会儿才说：‘不要它们了，就把它们烧掉。你小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当时共产党同国民党在组织上的界限十分清楚，两个机关走一个大门，相隔不远，但人员要严守纪律，彼此不能往来。早在工友阎振山被捕前，父亲就把我党的文件、名单都烧掉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李星华：《回忆父亲李大钊》）
可见，真正重要的文件早已销毁了。当我们要引用这其中的文件时是应该十分慎重的，在有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这样的权威文件选辑之后，理所当然地不会再过于看重它。再者，《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它也不能算是一部公开出版的书籍，而是在特定目的要求下编选的阴谋文证、绞杀李大钊等革命烈士的罪证，对这样一部书怎么可以用来作为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的信史资料？
这部书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但也只是能读到此书的知名人士，就连当时的总理和外长顾维钧也只是回忆：“1927年4月6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而没有对《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说上一句言语。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关系到汪、蒋关系的资料，曾受到国民党有关人士的关注。
邹鲁《回顾录》中有：“后来，张学良在北京搜检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在文件中发现一个鲍罗廷的报告，其中有‘汪兆铭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共产党因此利用汪以除异己，来扩展势力，而汪则借共产党以满足自己的野心。毋怪汪、鲍胶漆相投了。”
陈立夫《成败之鉴》中有：“那时俄国方面也不愿和蒋先生的关系恶化，后来在北平苏俄大使馆的文件中，发现当时俄顾问受莫斯科的责备，称他们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北伐成功对俄国只有好处，虽然我们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相当接近，对反对帝国主义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当时可以互相获益。”
仅凭这几句话，还无法确切地证实邹鲁、陈立夫真的读过《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陈公博读过《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读的是英文版。他在《苦笑录》中有：“恰好那时在上海的英国别发书庄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那是张作霖在北京围抄俄国大使馆，没收许多共产党的秘密文件，翻译成英文发刊，作为反对国民革命军的一种宣传。里头对于三月二十日之变以前的阴谋，一点也没有记载，独至在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国顾问团在东山开秘密会议时，那讨论和决议倒清清楚楚的有记录。当时黄埔军校的俄国顾问斯板诺夫在会议上报告三月二十的经过，说事变之前，一点也不知，但他的意见以为为求国民革命完成起见，俄国仍应利用蒋介石。就是俄国使馆给莫斯科的报告，也有同样的献议。为了这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蒋先生。第一，说明我在武汉当时已面质过汪先生，汪先生极力否认此事，而且证以当日汪、蒋相依为命的情形，汪虽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说明别发书庄有这些俄国秘件，如果汪先生和俄国顾问有谋害他的事，何至于一些痕迹也没有，至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国顾问还主张要利用他。第三、我以为在汪、蒋合作时期，立夫先生不应在市党部作这种挑拨离间，和混淆视听的演说，致党又发生破裂。末后我更请他买这一本英文小册子一看，因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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