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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研究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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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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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摘录）（1927年7月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1927年7月14日）
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附：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资料（1963年）
九、附录
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
大革命时期来华工作的苏联人员
下册的目录为：
编者说明
一、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上）
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1927年4月14日）
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4月19日）
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4月21日）
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1927年5月7日）
二、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中）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18日—30日）
布哈林的报告讨论
布哈林的结束语
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年5月24日）
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次发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总结（节录）（1927年5月）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下）
时事问题简评（节录）（1927年7月28日）
中国革命运动与反对派（1927年8月18日）
对反对派的批评意见（1927年9月27日）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节录）（1928年6月）
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1928年6月8日）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
四、附录
反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机会主义（1929年9月）
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结论（1929年）
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930年学术讨论会记录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1930年）
论陈独秀主义（1931年9月10日）
托洛茨基给伊罗生的四封信（1936、1937年）
彭述之为《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导言（1976年）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中，尽管有的文件目录和《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目录所列相同，但是这些文件并不是使用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中的文字，当然，为了取得确凿的证明，理应进行对照核实。只是目前还不易做到，因为《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实在难找。
谢泳教授说：“关于中山舰事件国内的研究概况，大体以杨天石的观点为基本定论。杨奎松、罗志田等学者在他们的相关文章中多次强调过这一点。我注意到，对中山舰事件研究成果的评价中，有一件重要的档案材料极少为人提起，这就是《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本文称为档案，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说法，严格说它也不是源文件）。对这一材料的忽视，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原因，但不指出这一事实，对于学术研究的判断来说是不恰当的。也反映了目前学术研究的规范、学术境界以及学术风格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不是直接触原始材料，有时候是很难发现的。”这表明他是很看重“不是源文件”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还要进一步研讨对其“忽视，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而且会带来“对于学术研究的判断”的“不恰当”。这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据谢泳教授说，到目前为止，只有杨天石教授在1992年发表的《中山舰事件之后》、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其中有的引文在注释中明确说明是引自《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可是，这些引文都是可以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中找到的，只不过是《斯切潘诺夫出席广东苏联委员团共产部集会对于蒋介石与俄共产党间之分裂及利用蒋介石计画之报告》和《斯切潘诺夫关于蒋介石与俄人冲突后俄人在广东现时情形之报告》，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中，题目改为《关于"三二零"事件的报告》和《关于"三二零"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了，文字并没有不同，为什么还一定要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引用呢？
当然，杨天石教授在探讨中山舰事件时，这些资料选辑尚未出版，退而求之《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加以注明正是负责任的态度。
如果仅就中山舰事件的研究而言，在当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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