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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研究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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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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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夫人是懂英文的。”现在，这种英文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更难找见。（以上资料引自谢泳教授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研究中一件档案的使用问题——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版本说起》一文，刊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源文献
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容相关的史料丛书，是后来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国内先后有了中文版本。台湾则有由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4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8年影印出版）。
如《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的《斯切潘诺夫出席广东苏联委员团共产部集会对于蒋介石与俄共产党间之分裂及利用蒋介石计画之报告（极要第十七卷第六六号）》和《斯切潘诺夫关于蒋介石与俄人冲突后俄人在广东现时情形之报告（极要第十七卷第六六号）》，这两个报告在编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一书时，分别名为《关于“三二零”事件的报告》和《关于“三二零”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是俄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内部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收录80件共产国际重要档案，有一部分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列入的文件目录相同。中文版有两种版本：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另一是孙武霞、许俊基选编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谢泳教授在《关于中山舰事件研究中一件档案的使用问题——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版本说起》一文中肯定地说：“就我所见到的材料判断，国内最早使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一书。可以肯定地说，本书编者所使用的材料与我所见到的是同一版本。因为在前述的两个斯切潘诺夫的报告中，《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有一处把‘李之龙’错成了‘李成龙’。后来的编者特别用脚注形式加以说明，可见使用的是同一版本资料。如果不是同一版本，不可能错处也完全相同。”
可如果正是谢教授所说的源文件就存在着这个错误，又怎么能断定《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不是同一版本，就不可能错处也完全相同呢？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则是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已经出版1917-1920年卷、1920-1925年卷、1925-1927年卷，将出版1927-1931年卷等卷，这将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一部信史。
1925-1927年卷中有一部分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5-1927）》相同，也就是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文件目录相同。中文版书名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下两册），是根据原书第二卷翻译的，也列为《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四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黄修荣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版，1998再版。）据编选者所言，选辑中共收录文件268份，基本上都是首次发表，主要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谈及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会议记录；布勃诺夫使团关于华南形势和“三二○事件”的报告；苏联和共和函电，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同胡民、邵力子等国民党人的谈话记录和往来书信等。
上册的目录为：
编者说明
一、鲍罗廷与国民党二大
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26年1月6日）
鲍罗廷在华工作经过（1926年1月6日）
在国民政府欢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宴会上的演说词（1926年1月1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欢宴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席上之演说词（19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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