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三，洛一。河則蒲津；大陽；盟津，一名河陽。洛則孝義也。）石柱之梁四，（洛三，灞一。洛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也。）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也，便橋、中渭橋、東渭橋，此舉京都之衝要也。）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22]

　　《唐六典》此段內容中，注文“此舉京都之衝要”在“木柱之梁三”內，似乎專指便橋、中渭橋、東渭橋。實際上，此處所列巨梁十一座（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皆爲沖要大橋。《日知錄》卷十二《橋梁》引《唐六典》與此大致相同，僅“此舉京都之衝要也”書於“皆國工修之”之後，即爲此意。在此，僅沖要大橋由國工修理，“國工，良工也”[23]，即技藝精湛之人，不限於百工，其醫者、樂人中皆有國工。除重要橋梁由其修理以外，其餘皆由所屬州縣隨時修理。所以，包括中桥在内的冲要大桥即“官桥”是不归州县修理的。前述将作与州县关系时，《县令不修桥判》是以长安城内桥为对象的，而《私雇船渡人判》则针对冲要大桥中桥而设判，所以才产生“公”“私”之辩，公屬將作官營，私謂州縣私雇。前述州府縣官與將作的責任劃分也以此爲准，這也就是爲什麽要將宋18條的理解最終認定爲第二種解釋，即“諸兩京城內諸橋及道，當城門街者，並將作修營，自餘州縣料理”的原因所在。
　　從以上材料來看，將作和諸司相對應的關係是上下級的關係，作爲營造諸司最高級別的將作監，對於各級執掌營修的官司都負有職責，雖然對於某些具體事項，處理不當時，當司長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就將作監而言，亦當負其職責，這種連帶責任的追究在其他事項上也是如此。比如，文宗太和五年（831年），“上以太廟兩室破漏，逾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24]。宗廟不修，連罰三司之官，原因是將作監掌土木工程營繕，度支掌調度支用，而宗正卿掌太廟齋郎，都負有責任，故皆以失職而受罰。
　　上述主要討論了唐將作監對於“當城門街”的橋梁的管理。至於在宋代的實施，意義更加重要。北宋以開封爲都城，橋梁的重要性也非常突出。在當時，這個位於中原的陸路交通發達的城市，更以水路交通而著稱。就漕運而言，以汴河、黃河、惠民河（蔡河）、廣濟河（五丈河）所構成的水利網，使東京成爲“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25]。在河道縱橫的東京開封，穿城而過的河道有蔡河、汴河、五丈河和金水河，河上橋梁林立，名目繁多。據《東京夢華錄》卷一《河道》載：

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遼繞，自東南陳州門出。河上有橋十一（三）。自陳州門裏曰觀橋（在五嶽觀後門），從北次曰宣太橋，次曰雲騎橋，次曰橫橋子（在彭婆婆宅前），次曰高橋，次曰西保康門橋，次曰龍津橋（正對內前）……出戴樓門外曰四裏橋。
中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東去至泗州入淮，運東南之糧。……河上有橋十三。從東水門外七裏曰虹橋……次曰順成倉橋，入水門裏曰便橋，次曰下土橋，次曰上土橋 ，投西角子門曰相國寺橋，次曰州橋（正名天漢橋），正對於大內禦街……
東北曰五丈河，來自濟鄆，般挽京東路糧斛入京城，自西曹門北入京。河上有橋五。東去曰小橫橋，次曰廣備橋，次曰蔡市橋，次曰青暉橋、染院橋。
西北曰金水河，……河上有橋三。曰白虎橋、橫橋、五王宮橋之類。[26]

　　在宋代，原來由將作監負責的事務由東西八作司管轄。按《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東西八作司掌京城內外繕修之事。在如此多的橋梁中，将八作司責任認定爲令文中“兩京城內諸橋及道”中“當城門街者”更具意義。由此亦可見該令文的形成過程，即 前述《唐會要》開元十九年(731年)六月勅，在開元二十五年（737年）編定《開元後令》時被寫進《營繕令》，至宋天聖年间修令，以唐令（開元二十五年令）爲基礎，根據宋代制度的變化，經過刪改增減，即令中所說的“並因舊文，以新制參定”的過程，再次成爲《營繕令》條文。

三、橋道使司與街道司

　　爲了保障道路橋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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