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玄黄亘野，十分纔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歛，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聼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寜。輿輪徐動，公私交泰。

　　爲了保證太宗出行安全順暢，從長安到同州一路橋梁道路需要維護修理，時值農忙，沿路百姓要應付收穫，還要供承校獵的一應力役驅使，這是造成附近州縣勞役繁重的主要原因。
　　又開元四年（716年），玄宗將幸東都，以京兆尹蕭璿充置頓使，戶部侍郎崔皎為副使，太常少卿崔子璟充橋道使。“自華州東北趨同州，於渭水造一浮橋。”[27]所造浮橋是臨時之舉，專爲隨駕通過。
　　至五代，也有橋道使之置，供巡幸沿路橋梁道路建設維護，如，晋天福六年（941年），高祖幸雒都，“沿路供頓並委所司以官物排比，州縣官不得科率人户”。此行以前均州刺史劉禧為隨駕橋道使，鄆州節度使杜威為隨駕御營使。[28]
　　其次，爲護送帝后靈駕至陵寝而設專使。憲宗荘憲皇太后妹壻李翛，元和十年（815年），以京兆尹為山陵橋道置頓使。
　　據《舊唐書》卷一六二《李翛傳》：

（翛）恃能惜費，毎事減損。靈駕至灞橋頓，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門壊。先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翛以勞費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柱皆懸，因而頓壊，所不及輼輬車者數歩而已。初欲壊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徹去壊門土木而後行。翛懼，誣奏輼輬軸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翛官。上以用兵務集財賦，以翛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

又《舊唐書》卷一六三《崔元略傳》記載：

寳厯二年（826年）四月，京兆府以元略前任尹日為橋道使，造東渭橋時，被夲典鄭位、判官鄭復虛長物價，擡估給用，不還人工價直，率斂工匠破用，計贓二萬一千七百九貫。敕云：“元略不能檢下，有渉慢官，罰一月俸料。”

按穆宗長慶四年（824年）正月穆宗死於寢殿，十一月葬於光陵。其間崔元略任京兆尹，時在七月。元略以京兆尹爲橋道使時物料不實，後任京兆尹劉栖楚 “准御史臺勘光陵造作”[29]予以彈劾。
　　此外，还有为战事填道造桥需要所设置的桥道使。後橋道使又爲南郊五使之一，成爲定制。據《五禮通考》卷十二記載：

五代以來，宰相為大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京府尹為橋道頓遞使。宋制大禮、頓遞如舊，而大禮使或以親王為之。又耑以翰林學士為禮儀使，其儀仗、鹵簿使或以他官充。太平興國元年（976年），始鑄五使印。

　　另據《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與車駕行幸有關的道路修整等事還設街道司，“掌轄治道路人兵，若車駕行幸，則前期修治，有積水則疏導之”。 街道司隸屬都水監，而不歸東西八作司管轄。至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六月，“並東西八作司、街道司爲一司”， 街道司隸屬八作司。至天聖元年（1023年）五月又分爲兩司。[30]寶元元年（1038年）六月“罷街道司，令東西八作司領之”[31]。至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置街道司指揮兵士，以五百人爲定額”[32]。宋以降，街道司也“掌川澤、津梁、舟楫、河渠之事”，有“掌灑掃街道，修治溝渠”之责。[33]
　　從職能上看，街道司與唐代橋道營修諸司以及宋代文献中出现的橋道司[34]的相互關係，尚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總之，隨着《天聖營繕令》的發現及復原研究的開展和深入，對於唐宋時期有關城市公共工程建設修繕諸方面的研究領域也將隨之拓展，相應的職能部門的操作也會逐步細化，而不再局限於類似《職官志》或《百官志》的粗略概述，爲我們進一步瞭解和把握都城乃至全國營造體系的構成及有序運作程序提供幫助。

参考文献：

[1]《唐六典》卷二三《將作監》。
[2]《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
[3] 《天一 閣藏明抄本天聖令校证——附唐令復原研究》，    中華書局2006年。
[4]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