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17

    上述记载和评论，抓住了通行世界的民主政治程序的选票、竞争、参与、任期等本质特征，尽管他没有把“各以所推书姓名”的那张纸叫做选票。写了删，删了加的“几于天下为公”六字，智慧地实现了西方民主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接轨。这就充分表明他成功地为中国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价值体系。

    香港李志刚牧师注意到，《瀛环志略》仍旧保留上述按语，只是将“兀兴腾”改为“华盛顿”。徐继畬撰写《瀛环考略》之前，裨治文于1838年已出版《美利哥合省国志略》，1844年梁廷枬撰《合省国说》,两书均译称“华盛顿”。足见徐继畬撰写《瀛环志略》之时，论及美国民主政制及对华盛顿的赞词，实非参引他书，而是从雅裨理牧师直接传授。18

    1832年5月裨治文在广州创刊并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出版长达20年，全部20卷保存在中外多家图书馆，是研究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关系的重要文献。该刊于1844年5月号选登雅裨理从鼓浪屿寄出的1843年11月至1844年3月的日记。这段时间内，除2月29日的以外，关于与徐继畬及其部下接触的日记都刊登出来，经过增删，文意更加连贯，限于篇幅不再征引。

    接替裨治文主编《中国丛报》的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在1851年即该刊的最后一年发表评论,用25页篇幅,详细分析了《瀛环志略》的内容和意义。他赞扬徐书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提出,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的历史性角色。卫三畏在评论中追记徐雅厦门对话时说：“他于1844年1月到达那里，通过水师提督、舰艇军官和其他官员，听到许多关于停留在那里的外国人的情况。也许他在这时，已经计划撰写他的著作，因为雅裨理牧师谈起他时曾说，‘他是我迄今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人’；雅裨理在同时的日记中写道，他曾向徐继畬提供过地图和地理资料。同年5月，徐继畬再次来到厦门。雅裨理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和他面对面交谈，给了他更多地理和历史的知识。‘他是大方和友好的’，雅裨理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当我尽力而为之后，显然他已经获得相当可观的知识；然而，徐继畬如饥似渴想了解的是世界各个中央王国的真实状况，这远胜过他对天堂真理的追寻。’”卫三畏显然利用了雅裨理寄给《中国丛报》的日记底稿。19

    卫三畏对徐继畬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此后若干年,他在修订关于中国的不朽报道、19世纪在美国有相当广泛的关心中国的读者的《中国总论》时, 至少四次提起徐继畬。卫三畏书中说, 徐是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官员中能够看到其结果很可能是持久的和严重的”“少数几个富有思想的人”之一。他“比他们在京城的上级能更好地领悟,‘西洋人’在五个开放口岸的出现,对(中国)输入了持久的势力”。卫三畏引证说, 徐继畬是在厦门接待美国传教士雅裨理、文惠廉以及甘明博士的地方官员之一。徐“到他们的住处，在这里, 他们就有机会回答他关于域外国土、风俗习惯的理性询问”。20

    东方伽利略也是东方卢梭

    中国的专制时代，是臣民被专制君王和孔丘、朱熹之流牵着鼻子走的时代，政治话语体系可以用“专制话语体系”来概括。尤其是12世纪之后，由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取代了《五经正义》的首要地位，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执中国思想界牛耳达六七百年，将中国带入东方中世纪。朱学的恶劣影响，至今未得到应有重视。早在明末耶稣会士东来，中西方发生实质性的文化交流初期，士大夫在长期专制重压下形成的不良心理，就为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成果造成巨大障碍。利玛窦(M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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