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国号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皇太极时，于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十月十三日）废除女真（旧译诸申）旧称，统一称之为“满洲”，“满族”即“满洲族”之简称，至是满族共同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于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随着辖属的蒙古归附各部与汉人俘降人众日益均多，先后增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和满洲八旗共同构成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进一步推动了满族社会的进步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军事力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山海关，定鼎北京。清前期、中期，在促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开拓和保卫边疆和整理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过卓越贡献。

二

回首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真可谓英勇悲壮，坚苦卓绝。五千年前，正值满目洪荒，文明初启。炎帝与黄帝分别代表着南方、北方的中心部族。炎帝神农氏无疑是上古时期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部族的首领。其发祥地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南。而黄帝轩辕氏为北方草原游牧渔猎部族的首领，发祥地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域。炎黄二部通过战争的方式合而一。游猎部族勇猛尚武，故而黄帝能大败炎帝于阪泉；而农耕部族文明程度相对较高，故而其文化成为主体。这种二元归一的特点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格局，规定了方向。农耕文明以其具有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和较为复杂的社会分工，担当着中华文明主流的角色；而牧猎文明对农耕文明不断予以补充，注入活力，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在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之内，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部族，即游牧部族和农耕部族。其分界大约在北纬四十度一线。二者既相互依存，又辄生芥蒂。农耕部族为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扰，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起绵亘万里的雄伟长城，但双方的联系万难割断。无论是汉武帝的“北击匈奴”，还是后来的“五胡乱华”；抑或是蒙元的“铁马金戈”，还是朱元璋的“驱除鞑虏”，两大部族在上下千年、方圆万里的广阔时空里一次次地重演着拉锯战。在此过程中，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北方游牧部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不断被吸收、消长，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体系。

经济文化层面依存源远流长，也就预示着制度层面的归一势在必然。满族先世虽长期偏成东北一隅，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族人农牧双全，兼擅渔猎。当其把握契机，挥师中原，定鼎北京，君临华夏以后，以其特有的对两种文化内涵的颖悟，从全新的视角，用独创的方式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终于完成了将两大部族融为一体的历史重任，使万里长城永成陈迹。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屡蹶屡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民族认同方面不拘血统来源，而只看文化体系和地理位置。因此，商以东夷而继夏，周以西戎而承商，皆为华夏所接受。秦以西戎之部族后裔建起大一统的中原皇朝，更是中华文化本位的最生动的证明。

汉承秦祚，疆土日广，文化发达。但中国历史周期性危机的规律决定了农耕文化（中原文化）若无游牧文化注入活力，则无一例外地呈由盛由衰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边民族（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却往往能够突然崛起，迅速强大，形成对中原皇朝的严重威胁。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中原农耕民族节节败退。其结果是，一方面，南方地区进一步得到开发，另一方面，进驻中原的原游牧民族改变生产方式，接受并改造中原文化，逐渐变成农耕民族的成员。因此，从文化流向上考察就会发现，中原文化体系不但未曾跟随其载体——农耕民族退到南方，反而逆向前进，向东北、西北等几个方向延伸扩展。注入北方游牧文化新鲜血液的新的中原文化生命力更加强大，成为中华文化主流。

上述过程多次重演，主要以皇朝更迭形式表现出来。考察中国历代皇朝建立者的血统就会发现，非中原民族的后裔应占多数。五胡十六国暂且不论，就连唐高祖李渊也有一半鲜卑独孤氏血统。而正史于此问题不予回避，娓娓道来。其后的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异常活跃，终于催生了三个由自身文化色彩相当浓厚的北方民族建立的朝代——辽、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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