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道年间，阮元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下称《阮通志》），历来为史志专家所尊崇，给予很高的评价，如一代学人梁启超就曾评说：“大约省志中，嘉道间之广西谢志，浙江、广东阮志，其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道光间之畿辅李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谢、阮之旧，而忠实于所事，抑其次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考明清方志以数千计，《阮通志》为何能位居前列？《阮通志》之价值又体现于何处？这些问题学界似未深究，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以补这方面研究之不足。

一

    要修纂出一部高质素的省志其实并不容易，它必须具备许多主客观的条件。对此梁启超也曾作过颇有见地的专论，他说：“昔人极论官修国史之弊。盖谓领事者皆垂老之显宦，不知学问为何物；分纂人员猥滥，无所专责，虽有一二达识，不能尽其才”。“方志地位，虽亚于国史，然编纂之形式，率沿唐后官局分修之旧，故得良著甚难，而省志尤甚。必如谢蕴山、阮芸台之流，以学者而任封圻；又当承平之秋，史事稀简；门生故吏通学者多；对于修志事自身有兴味；手定义例，妙选人才分任而自总其成，故成绩斐然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从《阮通志》修纂之背景看，它显然是具备了这些成功因素的。

    第一，关于“盛世修志”的问题。清王朝自康熙继位后，战乱渐趋平息，社会经济亦已复苏，为了巩固全国统一大局，促进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要地方志修纂的工作。康熙十一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要求各省纂修通志，以作汇辑《大清一统志》之用。康熙允其所奏，诏令“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注：（康熙）《山西通志·条议》，转引自刘纬毅：《中国地方志》，第104页。）。雍正六年，雍正又下令“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雍正还把修志质量之优劣，作为对督抚职任的考核内容。“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亦即从重处分”（注：《清实录》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后，清代便形成了方志60年一修的惯例。查阮元之前，清代广东已开展过两次大规模的修志活动。其一是金光祖监修的《广东通志》，他接旨后于康熙十二年秋开局纂辑，前后历时3年，尝称“三易其稿”，至十四年稿成，凡30卷。但当时由于金光祖本人一度“附逆”的问题以及“三藩之乱”所引起的形势变化，使金志一直拖延至康熙三十六年才得以刊刻面世。其二是郝玉麟监修的《广东通志》，他奉旨后于雍正八年六月设局纂修，翌年五月全书告竣，共64卷。按理说，乾隆朝亦应进行省志的重修，事实上乾隆帝早于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即已发出上谕：“《一统志》自纂修竣事以来，迄今又二十余载，不独郡邑增汰沿革，随时理宜一一汇订，且其中记载体例，征引详略，亦多未协。……亟应移取各省通志，重加纂辑，以成全书。”（注：《清高宗实录》卷722。）然此事却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禁书与禁忌太多而一直被拖延下来，直到嘉庆二十三年国史馆为完成《一统志》的重编任务，再次行文敦促各省呈送本省通志以备“采择”，故嘉庆末年遂有修志之举，究其实则是乾隆朝修志工作的“补课”。

    阮元监修《广东通志》是在嘉道年间，此时清朝之国力虽已大不如康乾时期，但在统治者眼中仍不失为“盛世”。如他们在刊印《嘉庆一统志》时就公开宣称：“我大清之受天命有天下，增式廓而大一统者，于今二百年。”（注：（嘉庆）《大清－统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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