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是一派自负心态。盛世修志，督抚责无旁贷，向以振兴文教为己任的阮元自然更乐举此业。嘉庆二十二年九月，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事，嘉庆二十三年底即奏请纂修《广东通志》。他在奏章中称：“臣等检阅《广东通志》，系雍正九年所修，阅今几及九十年，其间沿革损益甚多，且原书体例本未尽善。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冗蔓舛驳，应即乘此查取事宜之时，将《通志》详加纂正，以事宜为《通志》张本，即以《通志》为事宜总汇，既上供史馆采择，而下备本省掌故，实为一举两得。”（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奏章经嘉庆“硃批”后，阮元于嘉庆二十四年初设立志局，正式开始了重纂《广东通志》的大业。可见阮元修志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与“盛世”联在一起的。
第二，关于阮元在修志中的领导作用。历来官修史志，其监修者大多以官位挂名。然阮元则不同，其居中之领导作用是相当突出的，阮元自身渊博的学识、丰富的从政以及学术经历，更是《阮通志》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去世后赐谥文达，故后人多称之为文达先生。阮元从乾隆五十四年成进士，到道光十八年以老病致仕，经历了整整50年的为官生涯。在督粤前曾历任编修、詹事、山东学政、浙江学政、礼部、兵部、户部侍郎、经筵讲官兼国子监学、浙江巡抚、河南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等要职，出任两广总督可说是他仕途的顶峰。阮元不仅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封疆大吏，而且是一位具有很高造旨的学术大师。在监修《阮通志》之前，阮元编撰、整理及刻印之典籍甚丰，主要有：《考工记车制图解》、《石渠宝笈》、《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小沧浪笔谈》、《经籍籑诂》、《畴人传》、《两浙輶轩录》、《衡文琐言》、《两浙防护录》、《淮海英灵集》、《十三经校勘记》、《皇清碑版录》、《瀛舟书记》、《十三经经郛》、《海运考》、《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库未收百种书提要》、《国朝儒林传》以及《浙江通志》等，阮元晚年曾颇为自豪地说：“回思数十载，浙粤到黔滇；筹海及镇夷，万绪如云烟；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注：阮元：《揅经室续集》卷10《和香山知非篇》。）又云：“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如蠹鱼”（注：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8《纪文达公逸事二则》。）可见在阮元心目中，其学术成就是重于政绩的。事实上阮元之著述及刊刻之典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当时著名学者龚自珍曾经评说：阮元在“训故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均有建树。“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注：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载《阮元年谱》附录三，中华书局1995年版。）。今人侯外庐先生也说：“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7页。）
阮元不仅具有十分深厚的学术功底，而且确实为纂修《广东通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与精力。其一，《阮通志》的体例结构是他亲自删定的。正如他在《序言》所说：“元泣两广，阅《广西通志》，乃嘉庆初谢中丞啟昆所修，喜其载录详明，体例雅饬。”于是，确定新修通志“大略以《广西通志》体例为本，而有所增损”（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其二，《阮通志》参修底本也是阮元选定的。考广东之有通志，实始于明代，在《阮通志》之前，曾有过5部不同年代的省志，即嘉靖十四年戴璟所撰的通志初稿40卷；嘉靖三十六年黄佐所撰的黄志70卷；万历二十九年郭棐所纂的郭志72卷；康熙十四年金光祖所修的金志30卷；雍正九年郝玉麟所修的郝志64卷。经过阮元之精审与比较，他认为：“各书多就残佚，惟黄志为泰泉弟子所分撰者，体裁渊雅，仅有存本，今求得之，备加采录。”（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阮通志》正是根据阮元这一意见决定以《黄通志》为参修底本的。其三，修撰《阮通志》的主要成员，如提调、总纂等均由阮元选定。阮元在上疏请求设局修志时就作出提名，“委粮道卢元伟为提调，延辛卯翰林原浙江温处道陈昌齐、辛酉翰林刘彬华、江苏监生江藩等分任纂校”（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及至开局时，提调增加了高廉道署督粮道叶申万，总纂则增加了翰林院庶吉士谢兰生。至于提调一职主要是以行政、财政角度确保修志能顺利进行，这对于整个修纂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其四，修志所需的庞大经费也是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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