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恂《岭表录异》、赵德麟《侯夡录》、吴处厚《青箱杂记》、蔡条《铁围山丛谈》、黄瑜《双槐岁抄》、朱彝尊《明诗综》、李调元《粤东笔记》、王勃《净慧塔》、段公路《北户录》、李昴英《重修南海县志序》、王中行《迁学记》、《天山草堂集》、《大清一统志》、李渤《司空庙碑》、余靖《武溪集》、《舆地纪胜》、《明统志》、《太平寰宇记》、《东坡诗集》、杨载鸣《郡志序》、《昌黎文集》、吴震方《岭南杂记》、《包孝肃集》、《地图综要》、孔镛《城隍庙记》、徐兆魁《曾公祠记》、李元畅《演武亭记》、周去非《岭外代答》、《国史补》、苏辙《颖滨集》、张栻《思亭后记》、苏轼《伏波庙记》、《东坡志林》、尹凤歧《泷水县记》、陈献章《学记》等，共43种。仅此两卷征引文献即达一百余种。阮元所称“阅书颇博，考古较旧加详”，看来决非诳言。如现存广东最早的摩崖长篇石刻《罗定龙龛道场铭并序》就是由《阮通志》首次收入文献之中。《阮通志·金石略三》载：“《龙龛道场铭》，在罗定州龙岩，金石家皆未著录。”是阮元派仪克中亲访，此铭才得以大白于世。该铭全文达1213字，是了解唐代历史及广东开发史、佛教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阮通志》还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诗文证史”和“金石证史”的手法。如《阮通志》利用了《曲江集·开大庾岭记》和《张九龄神道碑》，重新确定了开岭始于唐玄宗开元四年，纠正了《新唐书》上的开元十七年的错误说法（注：阮元：《广东通志》卷201《金石略三》。）。
第三，在编纂手法方面也很有特点。《阮通志》采用大字正文、小字笺案的做法，较好地做到追本溯源，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如对广东七月“孟兰会”和“七巧节”就是这样叙述的。正文引李调元《粤东笔记》：“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高结于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录星槎。十四祭先祠、厉为盂兰会。相饷龙眼、槟榔曰结圆。”“盂兰会”、“七巧节”至今仍是广东独特的民间节日，盛行于今广州荔湾一带。对这一重要的民间节日、歌会，《阮通志》便一口气列出唐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诗》、宋刘克庄《即事四首》、明孙贲《广州歌》、清王士正《广州竹枝四首》、梁佩兰《粤曲二首》、杭世骏《珠江竹枝六首》的相关描述，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广东民间歌会节日提供了清晰的线索。
第四，《阮通志》还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清代汉学，至乾嘉大盛，但也开始暴露出其自身的缺陷。连一向尊崇汉学的阮元也开始认识到“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注：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载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转而提出要利用乾嘉汉学的手段去探究历史的整体及演化的原因。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寐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注：阮元：《揅经室集自序》。）。
这种学风的转变，反映到《阮通志》的编纂上就是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极为关注，并给予充分的阐述。其中，《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就达116卷之巨，其卷秩远远超越前代各种《广东通志》。对一些重大事情的记载更为详尽。如粤中桑园围，地跨南海、顺德、三水诸县，珠江3支流西江、北江、绥江环绕而过，成为捍卫粤中经济命脉的水利体系。阮元督粤也曾大修。《阮通志》便详记了自明代洪武年间到清代道光年间，历次溃堤造成的灾害，历任地方官对桑园围的修葺，修堤经费的筹措及日常管理等等，为后人确保粤中水利安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明末清初，西方殖民者东来，成为明清两代的大事。清初郝玉麟修志，“新增外蕃一门”，《阮通志》“仿郝志之例，备录外蕃诸传，以供国史采择”（注：阮元：《广东通志》卷330《列传六十三》。）。《阮通志》根据新的形势，较郝志收录诸国有所增加，新增美国（咪利坚）、墨西哥（米时哥）、比利时等17国，对一些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殖民地范围都有较详记载，并且认为西方政体分“教化、治世二类。贸易者，治世类；夷僧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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