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关系就是典型事例。两人的争论，在清代学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激烈交锋，正是与《阮通志》修撰的同时期进行的。江藩，字子屏，号闻堂，江苏甘泉人。仪征与甘泉相邻，阮元与江藩可说是“同里同学”，关系早已非同一般（注：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载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江藩科途不畅，以监生身份终，但学术上却颇负盛名，以治戴（震）、惠（栋）之学著称。年十八撰《尔雅正字》，深受学界称道；作《河赋》数千言，人争传录；撰《高宗诗集注》，由大学士王杰进呈，获乾隆赏识，本拟召见晋用，恰逢林爽文攻陷台湾，召见一事遂罢。学术上江藩极力宣扬汉学而贬损宋学。曾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对汉学之颂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又著《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和《国朝宋学渊源记》，对宋学任情贬损。以致后人评说：“郑堂宗汉学，而是书记宋学渊源，胪列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无蹈瑕抵隙之意。至罗台山孝廉传，痛诋之几无完肤，其人苟无可取，亦何必为之立传，甚矣！”（注：伍崇曜：《国朝宋学渊源记跋》，载江藩《国朝宋学渊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然基于学术观点一致及“同里同学”诸原因，阮元显然偏爱江藩。先是出资助藩刻印上述3书，并亲自为《国朝汉学师承记》作序，备加赞扬。次是江藩幕金优厚，仅修志一项，“书成，修脯累千金”。但江藩生性狂放，不仅“千金随手挥霍略尽”，且“每被酒，辄自言文无八家气，对目为狂生”，甚至对阮元“亦颇有违言”，对此阮元从爱才出发亦予以容忍（注：伍崇曜：《国朝宋学渊源记跋》，载江藩《国朝宋学渊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面对阮元的偏爱，江藩的狂放及其对宋学的攻讦，便激起了以宋学传人自许的方东树的强烈不满。方东树，字植之，晚号仪卫主人，桐城人，亦未有科名，以诸生身份终。方东树饱览经史，兼擅诗文，阮元重其才，聘之为《阮通志》分纂，次年又入新建学海堂讲学。章太炎曾说，此人“亦略识音声训故，其非议汉学，非专诬谰之言”（注：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为了反击江藩对宋学的贬损，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一书，逐一抨击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所列的汉学大师，并且指出：“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竟欲咀嚼”。进而指责汉学“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叛道”（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三联书店1998年版。）。考清朝前期虽提倡汉学，但仍尊奉宋学为正宗，科举选士，均以程朱之学为依据。显然方东树之辩已有点超出学术争论范围，把阮元、江藩等人尊崇黄宗羲、顾炎武之学说成势必“为害于家国”、“歧于圣道”、“乱经叛道”。按方东树自序落款，可知《汉学商兑》当成书于道光六年。而这一年，正是阮元奉旨迁任云贵总督。这一迁调，应看作是阮元在仕途上开始走下坡路。当阮元离粤时，方东树还特意送阮元《汉学商兑》一书，意图说明正确是在自己一方。我们之所以回顾这段学术史上的公案，并非是要对阮元、江藩与方东树之间关于汉学、宋学是非之争作出裁断，而是要说明阮元在组织志局班底时对于各种学术流派（包括与自己见解相左的流派）是兼收并蓄的，在修志过程中学术争论是自由的，决不搞“一言堂”，这就有利于编出高质素的新通志。
通过修志，阮元不仅让宿儒们继续有所作为，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曾参与修志的曾钊、谭莹、陈澧等人，后来都成为晚清一代硕儒。阮元通过创办学海堂从教育上培养学术人才，又通过修志从实践上加以锻炼，从而为近代岭南学坛人才辈出以及广东学术文化大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意义实不容低估。
三
综上所述，阮元修志在主客观两方面都确实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然《阮通志》优长之处何在？其特点又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阮通志》的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十分完善。《阮通志》共334卷，分“训典”、“四表”、“十略”、“二录”、“九列传”和“杂录”。其中训典辑录清代皇帝的训谕；四表分郡县沿革表、职官表、选举表、封建表；十略是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海防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艺文略、金石略、古迹略；二录是宦绩录、谪宦录；九列传包括人物传、列女传、耆寿传、方技传、宦者传、流寓传、释老传、岭蛮传、外蕃传；另加杂录。
若将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与谢启昆《广西通志》相比较，不难看出《阮通志》大体上是参照谢启昆之《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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