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学术特点

    论及清代汉学的学术特征，近代学者曾从多种视角进行探讨。其中，章太炎对清代汉学学术特征的总结较为贴切，为后代学者所重视。

    一是具有近代科学的实证主义特色。章太炎认为，汉学没有“六经注我”的主观随意性，有的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清儒“以狱法治经”的方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拿证据来”，重视实证。他把清儒治学的实证主义特色提炼概括为六个方面：“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8]他认为，以这六个方面为法，可以衡定经师高下、汉学纯杂。章太炎对汉学的实证学风十分推崇，声称”近世三百年来，学风与宋明绝异。汉学考证，则科学之先驱……盖其语必征实，说必尽理，性质相同耳。”[9]

    二是踏实躬行、不应世尚的求实精神。在《学隐》篇中，章太炎从汉学研究所体现出的研究者的主体精神和学术品行切入，把汉学优点概括为三：“明征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10]

    三是“夷六艺于古史”的理性主义精神。与公羊学相比，汉学“明故训，甄度制，使三礼辨佚，群经文曲得大通”，功绩卓越。追考其因，就是由于清儒承纳了东汉经师的理性主义精神。他在论述清儒对经学史的贡献时曾道及此：“杜、贾、马、郑之伦作，即知‘抟国不在敦古’，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社会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史。神话之病，不渍于今，其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昭然察矣。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继汉有作，而次清儒。”[11]清儒承继了汉儒夷六艺为史、去神话之病的理性主义精神。“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12]，这是清儒与东汉之儒共同长于“西京之儒”的地方。进而，清儒把这一精神发扬光大——“清儒研精故训，上陵季汉，必非贾、孔所能并。其说《三礼》，虽本之郑氏，然亦左右采获，上窥周逸，旁摭汉师遗说，不局于郑氏而止。”[13]

    四是极具民族主义色彩。在章太炎看来，汉学既然渊源于民族主义，其内涵以民族主义为特色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说林》虽指责陈启源、朱鹤龄、臧琳之徒为学浅薄，但是又说，“然未尝北面事胡人”，含有褒奖之意。文中对江声、余萧客、陈奂等人不仕满州也充满赞扬之情。当然，最具典型的事例是后面将论及的他对王夫之、戴震著作的分析。

     3.汉学之失

    有得必有失，汉学之失何在？章太炎回答说：“余谓清儒之失，在牵于汉学名义，而忘魏晋干蛊之功。”[14]章氏此论，切中肯綮。的确，清儒治学有唯汉是从的毛病，他们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15]，从而造成”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学术局面，过犹不及，不分青红皂白，不辨精华糟粕，过度地崇信汉代之学，也就必然窒息学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章太炎本于“文有古今，学无汉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得出“清世经说所以未大就者，以牵于汉学之名，蔑魏晋使不得齿列”[16]这一结论，虽有抬高魏晋学术之嫌，但他能认识到汉代经学之短，不避清儒瑕疵，不囿于门户之见，确实表现了超出师侪的学术目光。

二、“衡三老”

    无论是梳理清代学术史，还是探究明亡清兴的奥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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