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黄宗羲名声雀起之际，思想界出现了低调的评论。如，1907年《国粹学报》就只称许黄宗羲是浙东史学开创者，而不再道及他的思想贡献。追究低调的始作俑者，又是章太炎。章氏于1906年、1910年在《民报》、《学林》上先后发表《衡三老》和《非黄》二文，集中抨击黄宗羲及其学说。

    《衡三老》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衡量顾、黄、王三位晚明遗老在清初的节操，认为三人之中以黄宗羲为最下，“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33]。再者，康熙开特科、修《明史》，他虽执意不出，但却派弟子万斯同、儿子黄百家应聘。这无论在章太炎看来，还是按照传统的名节观念、夷夏之辨，与顾、王相比，黄宗羲的气节都要大打折扣。

    《非黄》一文，顾名思义，就是要否定黄宗羲的思想学说。此文开篇即指出：“黄宗羲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远甚；守节不孙，又弗如王夫之。”而他之所以能够与顾、王比肩齐眉，则由于《明儒学案》陶诞而哗，哗众取宠；《明夷待访录》“靡辩才甚，虽不时用，犹足以偃却世人”。全文重点针对《明夷待访录》提出的“有治法无治人”的法治主张展开批评，一一批驳了黄氏《原法》、《学校》、《置相》等篇中的“议法”言论，指斥它们既背离荀况、韩非以来法家的优良传统，又悖于西方的政治学说，“宗羲之言，远西之术，号为任法，适以人智乱其步骤，其足以欺愚人，而不足称于名家之前，明矣！”[34]

    综观章太炎对黄宗羲的评议，先尊后抑，变化较大。究其原因，政治需要超过了学术追求。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尊黄，以黄氏学说为宣传改良主义的锐利武器[35]，章氏反对保皇立宪改良，反对康、梁，进而迁及黄宗羲，反黄成为其民族革命斗争的手段，这就是个中原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章氏对黄宗羲评价的重心所在，也反映出章太炎评价人物任凭主观、不实事求是的一面。

    王夫之生当明清鼎革，入清以后，隐舍不出，潜心著述，罕为时人所知。直至道光中，王夫之遗著始辑为《船山遗书》初次刊行。后得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广为宣传，才为学界重视，与顾、黄二氏齐名，鼎足而三。

    章太炎对王夫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民族”思想。“严夷夏之防”，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清初特殊的历史环境，使这一思想在王夫之的观念意识中更为根深蒂固。王夫之的《黄书》、《读通鉴论》等代表作，都深深刻上了传统“夷夏”观的印痕。章太炎对王夫之的“种族之义”最为推崇，曾称赞说：“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36]他在论述中夏历史民族形成时则称引道：“善夫，王夫之曰：‘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不其然乎！”[37]因缘际会，相似的历史条件，近似的思想状况，革命排满的政治需要，使章太炎把王夫之捧上了“民族主义之师”的位置；王氏著述中“尊汉族而拒羯夷”的思想主旨，被章氏拿来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理论武器[38]。

三、吴派与皖派

    乾嘉时期，清代学风大变，由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转向考经研史的实证学风，汉学成为正宗，一时聪明才智之士，咸趋此途。前有惠栋标汉学大帜于吴，后有戴震集大成于皖。吴派、皖派遂由二氏籍贯得名。然而考“吴派”、“皖派”名称之由来，却不始于乾嘉，而始于近代。其发明权恰恰属于章太炎。

    章太炎20世纪初所撰《清儒》中论道：汉学“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39]。这是“吴派”、“皖派”说的滥觞。此后章氏多次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