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等哲理著作，虽然前有王夫之、黄宗羲、颜元、李gōng＠⑤等人的思想学说作为借鉴，但在封建统治如铁桶江山、思想钳制不见天日的乾嘉年间，自有其独特的思想品格和现实意义。论者评骘戴震的义理之学，每以戴氏“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为其著述的起因[54]，实则有欠深刻。章太炎视野开阔，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作了分析：戴氏“生当雍正、乾隆之交，见其诏令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玩法，民将无所措手足，故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斥理欲异实之谬。……其所诃固在此不在彼也。”[55]章氏发其隐伏，可备一说。

    其二，评戴氏理欲关系论。“理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一大论题。理学家坚持“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的观点，认为“理”“欲”水火不容（注：如朱熹云：“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见《朱子语类》卷十三。），目的是为“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说教制造理论根据。戴震则主理欲一元论，以为欲乃人生所本有，理欲统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56]；“欲也者，性之事者也”[57]；“欲，其物；理，其则也”，“理者，存乎欲者也”[58]；“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足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期侮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59]戴震的理欲关系论，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色彩，含有一定的唯物精神，是建立在尊重人性、承认人欲合理性基础上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以往论者，于宋儒、戴氏之见，往往入主出奴，厚此薄彼。章太炎虽赞同戴震哲学的批判精神，但却能不为所囿。他指出：程朱、东原所言理欲，其范畴大小，本不相侔，内涵外延，亦非尽同。宋儒之“欲”，乃人心私己本能之物欲；戴氏之“欲”，乃人生正当然之情欲。宋儒之“理”，存于主观吾心之内，用以自省自察，出而应物，本于良知良能者也；戴氏之“理”，存在于客观之事事物物，用以分析考察，究其精微，本于得当无憾者也。总之，两家之说，分域不同，一以“饬己”、“劝行”，一以“长民”、“隶政”，戴东原氏“言欲不可绝，欲当即为理者，斯固隶政之言，非饬身之典矣。辞有枝叶，乃往往轶出域外，以诋洛、闽。……洛、闽所言，本以饬身。不以隶政，震所诃又非也”[60]。章太炎认为，“其排斥宋儒以理为如有一物者，得之；乃自谓理在事物，则失之甚远也。”[61]章太炎虽看出了宋儒与戴震学说的根本不同，却又陷入简单化之中，没有充分认识到宋儒理欲关系论的实质。

    其三，戴震与孟、荀人性论的关系。探究儒家的人性论，不能不推本孟、荀。荀子讲性恶，为宋以后儒家所摒弃。孟子道性善，宏论博辩，成为宋以后儒家人性论的正统。戴震义理之学主旨在于辨理欲，而理欲之辨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因此，戴震论述理欲关系，上溯人性论，不可不追及孟、荀。戴氏所著义理三书无不“资名于《孟子》”——《孟子字义疏证》为阐述《孟子》义理而作，《原善》论性命之理，《绪言》论人禽之辨。戴震义理之学源于《孟子》，学界少有异议。章太炎对此则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戴氏义理之学与荀子渊源更深。

    荀子主张“人之性恶”，认为人性之欲，为先天本真而不能无者，唯有隆礼定义、化性起伪、导之于正，乃可臻于至善。《荀子.正名》篇云：“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人虽能以理却欲，“欲不可尽”，理欲皆存于人心之中，理欲一元。因此，人性虽恶，但仍可以化性起伪，去恶向善，也就是说，人心之中，仍有可善之理存在。孟子“道性善”，认为生民之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固有“仁义礼智”四端，只要能“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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