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一生“身涉万里，名满天下”[17]，以“行奇学博，负梅内重望”，于一代学术留下了久远的影响，章太炎对顾氏给予很高评价。

    首先，章太炎推重顾炎武的民族气节。顾炎武一生，始终以“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怀[18]——早年经武抗清，中年图谋光复，暮年独居北国依旧情系汉族大业，  “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才高矣！”[19]”章太炎认为，顾炎武“人清不仕，布衣终身，信可为百世师表”[20]。顾氏灭清复明的民族意识受到章太炎推崇。

    其次，章太炎积极肯定顾炎武学风。顾炎武学风，概言之，就是“崇实致用”。所谓崇实，就是摒弃“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之以“修己治人之实学”，“鄙俗学而求《六经》”，“以务本原之学”。所谓致用，就是不惟学以修身，而且更要以之经世济民、经邦治国。顾氏一生讲求“崇实”与“致用”的统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坚持“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圣人之道”[21]。“博学于文”、“行已有耻”分别见于《论语·颜渊篇》和《子路篇》。顾氏针对明季空疏虚骛、游谈无根的学风，创造性地把“博学于文”、“行已有耻”合为一体，从而为开启清初实学先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作出了积极贡献。章太炎对此有准确的把握。他说：“阳明末流，一味猖狂，故清初学者皆不愿以王派自居。顾亭林首以明心见性为诟病。亭林之学，与末儒永嘉派不甚同，论其大旨，亦以修己治人为归。”[22]章氏晚年讲学苏州，以顾氏“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为宗旨，称赞顾氏“学问博大，儒而兼侠，一切均务平实”[23]。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确立顾炎武在清代汉学史上的宗师地位。章太炎抽绎清代汉学历史，以乾隆朝为正式开端；但汉学滥觞，却归于清初。他说“清代经师有汉学与非汉学之分。清代经学前驱亦为顾炎武。”[24]顾氏“研治经史最深，又讲音韵、地理之学”，其《音学五书》、《日知录》开启清代汉学的户牖[25]，拓宽了学术研究的门庭路径。同时，章氏还指出，顾氏有承前启后之功，“彼时汉学尚未成立，顾氏犹时采宋人之说”[26]。这一说法的见地，可拿梁启超、皮锡瑞之说来验证。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亦不少”[27]。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说；“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28]

    当然，章太炎对顾炎武也有微词。如他在《五朝学》中对顾氏提出批评。顾炎武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对五朝用人“任世贵”、“矜流品”的作法表示赞赏。章太炎则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对他这位崇拜者进行指责：“顾炎武粗识五朝遗绪，以矜流品为善，即又过差。……矜慎流品，乃使人道大觳。顾氏反以为善，真倒见矣！[29]不以瑜避瑕，这正表现了章太炎实事求是的为学原则。

    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术的不祧之祖，以博通经史、吞吐百家、抛弃“语录糟粕”、破除“讲堂痼疾”的精神而取得了“别开天地”的巨大学术成就，成为与顾炎武齐名的转变一代学风的带头人。考诸历史，黄宗羲在近代的命运与章太炎直接相关。

    维新运动初期，黄宗羲以王学后劲之名而与王阳明同样受到章太炎尊崇：“有师文成之学，而丁时不淑，功不得成。知君相之道犹守令与丞簿，不敢效便嬖臧获之殉身其主，于是比迹箕子，以阐大同。斯虽不足以存明社，而能使导于明者，亦不能久存其社。乌乎伟欤！吾末见圣智摹虑如黄太冲者也。”青萍之末，不仅透露出章太炎反清的志向，而且表露出章太炎对《明夷待访录》的重视。《明夷待访录》在晚清被视为反对君主专制的经典。谭嗣同《仁学》曾推崇过此书，但只着眼于其对“君民之际”似有隐痛。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仅偶而提及《明儒学案》。仔细推绎，《明夷待访录》在近代大受重视，还要归功于章太炎。

    1900年，章太炎初次结集而成的《qiú＠①书》所录《冥契》一文，首次高度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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