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皖既然以学派相称，自有相对独立的学术风格、治学宗旨、学术群体。对此，章太炎归纳如下：“吴派之起，盖以宋学既不足尚，而力攻宋学，如毛奇龄等，其谬戾反甚焉。故纯取汉学不敢出入，所以廓清芜障也。”[41]汉学是对宋学的反动，这不仅说中了汉学兴起的原因，而且道出了吴派唯汉是从的缘由。论及学术风格，吴派以惠栋立帜最明，其为学“好博”、“尊闻”、“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42]，吴派特征是“陈义尔雅，渊乎古训”[43]，“笃信好古”[44]。吴派以惠栋为中心，传授有序，“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45]。栋之父土奇《礼记》已近汉学，至栋则纯为汉学，凡属汉人语尽采之，非汉人语则尽不采[46]，所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识断精眇，不惑谀闻。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王鸣盛亦被其风，作《尚书后案》，“亦守古，主郑玄之说，一字不敢出入”。此外，他对钱大昕的学派归属，有不同于常人之见。江藩《汉学师承记》把钱大昕划入吴派，后人多宗此说，章氏则以为：钱大昕虽“与惠栋亦有关系，然非师弟”，钱氏考经证史均甚精核，音韵发明双声，不泥古，多自得，与惠栋不同，不应列入吴派[47]。

    章太炎与皖派渊源更深，故知之更切。论皖学师承，自然以戴震为中心。“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48]江永“由朱熹之学入门，有《近思录集注》，本非汉学，惟讲《周礼》甚好，且较惠氏尚过之，故世亦称之为汉，然江氏本人则不自认为汉学也。”[49]江氏之学由性理以通训诂”，尊崇程朱，戴震反其师之道而行之，“由训诂以究性理”[50]，把清代汉学推向峰巅。章氏出身汉学而不讳言宋学渊源，此亦可见他言出征实。震“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翠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一、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绍、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例，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章氏考镜皖学源流如数家珍，条理毕贯。

    章氏揭橥乾嘉学派的“吴”、“皖”分野后，梁启超大张其说，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反复申述，自此，“吴学”、“皖学”分称，几乎已成定论，其影响甚至延续至今。

四、“释戴”

    讨论章太炎对清代学术史的贡献，不可不提及他的戴震研究。戴震不仅在考据学方面成就卓越，而且思想缜密深邃，独树一帜。在清中叶，戴氏主要以朴学名家，以考据名世，义理之学仅为章学诚、焦循等少数人注意（注：章学诚自称“真知戴震”第一人，此言不虚，可参考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章学诚《文史通义》称：“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学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见《文史通义校注》，2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晚清学者黄式三虽著有《申戴》三篇，但限于哲学水平，未能深入，对戴震的义理之学仅停留在泛泛浅谈的水平上。近代以还，时代氤氲使戴学大为昌盛，梁启超、胡适之等先生皆力为表彰，然而，究其起始，全面评价戴震特别是戴震义理之学者则首推清末章太炎。章太炎不仅其本人的儒学思想深受戴震濡染，而且其论述戴氏的文字也不在少数，代表作品有《清儒》、《释戴》、《悲先戴》、《思乡原》等。举其论点荦荦大者，主要有以下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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