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甲午战争经过的记载，更能体现作者处理复杂历史事件的水平。甲午战争于1894年6月的牙山战役爆发， 到1895年2月威海卫沦陷止，中日双方经过三个阶段的海战和陆战，大的战役计有近十次，包括平壤陆战、黄海海战、金旅之战、威海卫之战等。这次战争头绪纷繁，涉及众多的人和事，以及双方的军事部署，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当时的国际形势，要想完整地勾勒战争的全貌，不费笔墨是无法做到的。作者以《援朝篇》、《海军篇》等六篇文字，详细记载了战争的全貌。为了更好地反映复杂的历史事件，作者在设置篇章时，着意做到：一是选择对甲午战争有重大影响的战役，如主要记载了平壤战役、黄海战役等；另一方面将众多的战役集中在地域范围内叙述，避免了同时发生的战争无法叙述的弊病。可以说，内容详尽，叙事清楚正是姚著的特色所在，也是它在同类著作中处于翘楚地位的原因。

《议款篇》写出了甲午战争的结果，作者说：“光绪甲午七月朔，中国始班宣战书。……其始固委蛇言款，盖不得已而出于战。当道原无备战之心，识者固知兵气之不振，战局之靡终，必无以善其后，而割地偿款之机已兆于先。”作者把甲午战争作为整体看待的，这是他能探求甲午战争因果嬗变之迹的前提。作者以《议款篇》和《衅始篇》相呼应，加强了事件之间的联系，得出的结论对后人有启迪意义。

（二）试图以表和图补纪事本末体记载的阙漏。

纪事本末体史书以历史事件为主，“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嬗变之迹叙述比较清楚，且叙事简洁、明快，“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的弊病也是明显的，钱穆先生对此有精到的分析，他认为这种史体往往使人、事分割；写史多出于史家的主观，史家根据自己的标准来立目和取舍材料，易掩盖历史的真相等等。12为了弥补这种史体的不足，晚清史家对这种史体进行了积极地改造，出现了以纪事本末体为主，以其它体裁为辅，多角度、多层面反映历史进程的新趋势。从姚著《东方兵事纪略》的序言和目录中，表明作者力图以表、图补纪事本末体记载之不足。《序言》中说：“（《东方兵事纪略》）首以《衅始》，终以《台湾》，并证以表图。”13目录注明表、图，惜未刊行，致使后学无法深入研究他的编撰思想。不过，从《序言》和目录来看，姚锡光试图突破纪事本末体单一体裁的弊病，这种设想本身就是对纪事本末体编撰思想的发展。

（三）互见法的使用。

 互见法是中国传统史学在叙述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人物时，为了前后照应，节省篇幅，生动、传神地勾勒人物形象，描绘历史事件而采用的一种史学方法。《东方兵事纪略》在许多篇中都采用互见法叙事，兹举一例以为证明。如在《衅始篇》说明中国援朝的原因、过程：

朝鲜大震，四月二十八日，乞援我国。鸿章奏派叶志超率兵三营东援，屯牙山，（详见《援朝篇》）并告日本援朝师期，循十一年约也。

在《援朝篇》对于这件事叙述道：

二十八日，朝鲜全罗道会城陷于‘贼’，请援电至，（详见《衅始篇》）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卢榆防兵四营往援。

这样，对于同一件事，前后相互照应，作者可以根据每一篇内容的要求，决定叙述的详略。《衅始篇》主要强调朝鲜因东学党起义，要求中国派兵援助，以及中日围绕朝鲜问题引起外交斗争，叙述的侧重点在中国出兵的原因和交涉方面，故有“乞援我国”和“循十一年约”说明出兵理由的叙述；《援朝篇》主要突出援朝的具体过程，以及军事方面的部署等，因此对出兵理由的叙述只有“请援电至”一句话。所以，使用互见法处理同一件事，既可以使史事相互照应，又可以收到言简意赅的效果。同时，使用互见法的价值还表现在它可以增强事件之间的联系，避免纪事本末体作者根据主观需要强立事目，造成对事件关联性的割裂。就中国出兵朝鲜这件事，在姚锡光撰写的《衅始篇》和《援朝篇》中，采用互见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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