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耻教战，以雪国耻”

姚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是最早全面记载甲午战争全过程，充满爱国思想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从史学思想来说，这部书显著特征就是为“御侮”而作，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东方兵事纪略》作为一部“明耻教战，以雪国耻”的史书，姚锡光试图通过对甲午战争全过程的记录，探寻甲午致败之由，激励国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纪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辩证的特点。 甲午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无数志士仁人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感情，表达出对整个民族命运的关切。《纪略》的著述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忧思：

甲午乙未之间，中东一役，我师屡挫，致弃台湾，偿巨款，痛深创剧，几致露根，此我中国宗社安危之机，且东方人类存亡之键也。14

姚锡光把甲午战争看成“东方人类存亡之键也”，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危害，以及战争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影响，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希望国人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远征上古，近鉴泰西”，从中外战争中总结经验教训，“所以生其怒敌之心，而作其同仇之气”。他认为失败不为耻，重要的要有“明耻”之心与“雪耻”之道。这是他的爱国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但是，作为封建官僚，姚锡光具有强烈的“天命”和“忠君”思想，因而对于如何“雪耻”，姚著《纪略》没有提出明确的办法，《序言》中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以太祖之心为心，以乙末四月诏书之志为志，以冠带之伦，神明之胄，覆亡之懼为懼”。其“雪耻”的办法，没有摆脱“天命”思想和皇朝武功的藩篱。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纪略》的爱国思想和忠君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姚著《纪略》的爱国主义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对甲午战争胜败原因的分析上。基于对民族存亡的担忧，作者记述和分析甲午战争的胜败原因，把它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在《纪略》的著述中，其意义在于激励国人的反侵略斗志。《序言》申述作者著述的目的之一在于探索“我所以致败之由，于彼所以毒我之故”。作者认为：“今中东一役，乃封疆大吏、将帅之臣，内无整军经武之谋，外无致命遂志之节”15，是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首先，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抗日到底的决心。操纵清政府实权的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始终推行妥协投降的政策。战前，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战争进行时，正如姚锡光分析的：

其始固委蛇言款，盖不得已而出于战。当道原无备战之心，识者固知兵气之不振，战局之靡终，必无以善其后，而割地偿款之机已兆于此。16

清政府“无备战之心”，正是战争失败的十分重要的原因，姚氏的分析击中问题的要害。

其次，清廷政策的执行者、指挥者李鸿章在军事上坚持“避战保船”，外交上推行“以夷款夷”的方针，不积极备战，也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甲午战争前，围绕朝鲜危机，李鸿章在处理朝鲜问题的策略上以“和戎”为主，寄希望英、俄调停，对战事不作准备，丧失战争的主动权。战前，瑞芬分别致总署和李鸿章书，建议邀请英、美、俄协同保护，李鸿章对此十分认同，称此计“可称老谋深算”，对总署“朝鲜为我藩属，求邻国保护不合体例”的批示，李认为“失此机会，甚为可惜”，表明李为了保存北洋海军的实力，从洋务外交路线出发执行避战求和的错误指导方针。1894年5月，日本“假改革朝鲜内政”之名，续增八千人入朝，“皆屯王京，据要害”，“世凯、志超屡电请济帅，不报；求归，不许，且戒勿近王师，撄日人锋。”17姚锡光采用隐讳的说法，没有直接指名李鸿章“不报”、“不许”，但联系下文“鸿章不欲战”，和李鸿章的权力地位，可想而知。李的“不报”、“不许”，实际上仍是其“避战求和”方针的表证，致使助长日人的气焰，“知牙山兵力单薄，乃决计寻衅”，而“我牙山之军孤露无援”，遂有成欢之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仍是被动应战，缺少战争决心，特别是当旅顺危急，丁汝昌赴津面请全力出援时，“鸿章詈之，谓：‘汝善守在威海守汝数只船，余非汝事’。”18结果是旅顺威海失陷，海军被歼，海防全失。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列数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有咎十二点，确实李鸿章对战争的失败难辞其咎。姚锡光在《纪略》里，没有直接指摘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指导方针，但还是基本上实录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联系《序文》对“封疆大吏，将帅之臣”的批判，《纪略》并不如某些论者所说的对于“封疆大吏，将帅之臣”的李鸿章应负何责，无一语及之。客观地说，《纪略》，特别是《海军篇》有为李鸿章曲笔回护的嫌疑，但并不能说在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对李鸿章应负何责，无一语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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