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清军纪律涣散，将领之间的相互牵制，军事策略的失当也是造成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纪略》以相当的篇幅真实、客观地记录这部分的内容。如记载清朝派四大军入朝鲜，朝鲜民众夹道欢迎，犒赏我军，“而我军士残掠，毁器皿，攫财物，役丁壮，渔妇女，汝贵军犹甚，朝民大失望。”19由于我军纪律涣散，使朝鲜民众深感失望。再如记载军事策略上的失当：

我平壤军不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及志超至军，弥庸懦，无布置，识者忧之。20

以上记载清楚地表明平壤驻军在军事策略上的失误，其一表现在本应趁日军在王京（汉城）立足未稳、兵单势支之时，主动出击，争取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其二，即使守平壤，也应该在城四周“择险分屯，互为策应”，而不能“置酒高会”，疏于防范，“困守孤城”。具体战役的策略失误，实际上是清朝统治集团“消极避战”方针的结果。再如陆军各派如同水火、不能互相配合。《金旅篇》记叙姜桂题被推为统领，“诸将互观望，莫利前击敌。”姜系淮系将领，且“庸才，无能为”，湘系将领对其指挥不服。《海军篇》揭示了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和刘步蟾、方伯谦等“闽党”之间的矛盾，致使海军在海战中不能相互配合，取得战役的胜利。

甲午战争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日本经明治维新后，逐渐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国外市场，日本倾全国力量进行侵略战争，军事策略上进行了长期地准备和周密的计划。清朝虽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但由于在封建体制下进行，并没有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军事、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战争的失败。主观上，清政府官僚政治的腐败及推行“避战求和”的方针，也是战争失败的主观因素。《纪略》分析甲午战争的败因，当然不可能象今人一样能准确揭示出战争失败的本质，分析也不够全面、深刻，还有些地方因为作者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存在“诿过”和“曲笔”现象。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否定《纪略》的价值。历史主义的态度是，《纪略》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目的是为了“资鉴”，为了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故云：“以上追古人明耻之风，并以当法人油绘木表之意·……示国人所以生其怒敌之心，而作其同仇之气”。21纪略》著于民族觉醒的大背景下，书中反映的“御侮”思想是当时时代潮流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纪略》的爱国主义思想还鲜明体现在，热情讴歌了在海战和陆战中英勇献身的民族英雄，鞭挞了那些贪生怕死、畏葸顾位、消极避战的民族败类。“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民族的最深厚的感情。”在甲午战争中，则表现为当中国的海防和陆防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在战场上是英勇抗击帝国主义，还是畏首畏尾、妥协投降？《纪略》生动、简练地记述这方面的内容。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海战中表现十分英勇，当旅顺危急之时，“汝昌知旅顺堕则北洋门户失，大局震动，罪且不测，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决死战。”22威海南北炮台失陷后，妥协、投降的气氛在官兵中占了上风，面对此情，丁汝昌谓：“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并下令沉船，“仰药自裁。”23丁汝昌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爱国主义的极好体现。再如，对爱国将领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表现的记载。海战进行两小时左右，北洋舰队处境极为不利。为保护旗舰的安危，邓世昌宁愿牺牲自己，他对帮带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于是，命令致远向吉野撞去。后人有：“雷轰水底惊舟覆，血溅江山逐浪流！”这是对邓世昌与船同殉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赞扬。对于叶志超、宋庆等人不积极抵抗，望风而逃的可耻行径，作者予以据实记载，不加讳饰。

四、史料价值和学术影响

姚锡光所著的《东方兵事纪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该书从史料来源上，有源于亲身见闻的，正如《序》中所说：

锡光曾于役天津，复佐山东戎幕，自甲午夏迄乙末春，往来辽碣，南历登莱，于前敌胜负之数粗有见闻。24

海战时，姚在山东巡抚李秉衡署中，曾来往渤海一带，调查访问，将亲身见闻采集到的第一手材料熔铸成篇，增强了这部书的史料价值。姚锡光如何亲赴前线搜集第一手材料，从姚锡光留下的著作中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从《金旅篇》、《奉东篇》、《辽东篇》和《山东篇》的叙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些篇章不仅对战争过程、战略、战术叙述十分全面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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