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旅顺口门最狭，（宽仅九丈，由船坞石堤横量至老虎尾炮台径十一丈七尺。）形如扑满，而水深二丈以外，内澳约周四十里，可容铁甲兵轮。25

试想作者要是没有亲履前线，对地理情况的叙述怎会如此周详，不差分毫？姚著《纪略》的价值，和姚锡光利用幕僚的身份搜集材料关系至为密切。同时，作者还十分重视“公文军电僚友私函”，以及口碑史料，包括皇帝的上谕、臣僚的奏折、中日之间的外交文书、电报，以及僚友之间的信函等。史料搜集的繁富，是姚锡光能全面记载甲午战争全过程的基础，也是这部书能够受到后世学者关注的原因之一。

姚著《纪略》的价值还体现在，彰显爱国主义精神，是最早全面系统地记载甲午战争的代表作。《序言》中流露出深刻的民族觉醒意识和“御侮图强”的反侵略思想，作者希望以甲午战争史的记述激励民众的爱国热情。作者将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到《纪略》的著述中，其表现前文已有论述，不再赘叙。《东方兵事纪略》成书于1897年，距甲午战争结束只有二年时间，可以说是最早记载甲午战争的著作之一。同其它甲午战争综述著作相比，《纪略》内容详尽，体系清楚，叙述完整、得体，是完整地记录甲午战争的代表作。其它著作如《中东战纪本末》，由于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持编译，材料录自当时新闻或得自友人通讯，蔡尔康编译时不注意体例，因而书的体例混乱，内容很杂乱，史观方面也有为帝国主义辩护的意味，向不为治甲午战争史的研究者重视。易顺鼎的《盾墨拾余》和曹和济的《津门奉使纪闻》得自亲闻，但二部著作都是对甲午战争某一部分的记叙，没有完整地记录甲午战争的全过程。邵循正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一）节录上述三部著作，却全文收录《东方兵事纪略》，在《甲午中日战争·叙例》中编者说：

首篇《东方兵事纪略》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它的叙述系统相当清楚，对了解中日战争实况帮助不小，故将它全部采录。

编者对《纪略》来源的观点似可商榷，不过编者认为它对中日战争实况有帮助，确是比较中肯的意见。

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姚锡光因为自身的立场和当时的环境，对当时人和事的记述有失真之处，突出表现在《海军篇》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及其造成的后果虽有实录，却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李鸿章的妥协外交造成了中日战争的失败。考姚著成于1897年冬，序文所云：

 盖在官文牍，每以隐饰，而掩其真。私家记载，又以嗫嚅，而丧其实，甚或援尊亲之义，为曲讳之文。26

表明作者撰写纪略的动机，意欲改变官、私记载“掩其真”、“为尊者讳”的弊病。作者追求史料的真实性，在《纪略》的许多篇章中都有所反映。但在如何处理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失败关系方面，作者并没有将“秉笔直书”原则贯彻到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姚著《海军篇》以其刊行时间太较早，不无对当时人物环境有所顾虑之处。姚曾为李鸿章幕僚，与李交谊甚深。姚著1897年刊行时，李虽非直隶总督，然仍为文华殿大学士，慈禧太后对李鸿章宠信有加，所以姚著《海军篇》所述海军致败之由，着意于海军训练不精，纪律废弛，闽人结党胁帅等等，而对于真正应该负战争责任的李鸿章曲笔隐讳。“书法不隐”、“秉笔直书”本是撰述的基本原则，历代史家悬“直书”，修“信史”为鹄的，然真正能“不尽其天而益其人”，修成传世信史却并不多。姚虽欲“辞宗丘明，直归南董”，但他作为封建史家和官僚阶级，其“直道”最终还是要服从“名教”的。刘知几谓：“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27这是对姚著隐讳的最好注脚。

我们认为应该辨证地看待姚著的史料价值：一方面，《海军篇》确有为达到给李鸿章推卸战争责任曲笔记载的情况，但对李鸿章在战争中的表现也有所“实录”，故对其史料价值不能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姚著的其它篇章还是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实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东方兵事纪略》成书于1897年，该书刊刻后，首先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书出之后，文廷式评说：姚氏“所作，较翔实矣。然详于阃外，而略于朝廷，此其见闻之不及，无足怪者”。28刘声木对该书评价较高，他说：“窃谓言中日战事者，实以此书为最佳。叙事固翔实，文笔亦雅洁，迥非他书所可比拟。”29熟知甲午战争的罗惇曧评价说：

甲午兵事，以丹徒姚君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为最详尽，而笔墨颇病冗碎，余既略有所闻，更就当时军中者考证焉，乃取姚略有变易简括之，遂成斯编。30

罗氏系和姚锡光同时代的人，他认为《东方兵事纪略》记载甲午战争最详尽，其评价是中肯的。他们的评价揭示了姚著《东方兵事纪略》的价值，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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