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北宋儒士文士与党争(一) |
 |
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
|
|
》四卷、《卮言集》五卷、《刍言》五十篇；计凡二十二家。其中，王安石一家保存完整，王安礼、舒亶、陆佃、沈括、彭汝砺、曾肇六家颇多散佚，其余十五家大多失传，零星篇章则被收入《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之中。由此可见，“新党”既是王安石变法的产物，是个政治集团，又是王安石变法导致儒者文士分野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文人群体，具有明显的文学性。如果说其政治主张和学说观念在当世即已遭反对派的激烈批评，那末，宋室南渡后，其文学创作活动亦遭持不同政见者的否定。除王安石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其文学创作实践及其成就尚被古往今来的学者文士称道之外，余则皆遭摈斥，如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谓：“李定、舒亶，世知其为凶狡亡赖，而不知其皆留意文学。”“新党”文学业绩沉没不彰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他们都只是政治人物，且多系“凶狡亡赖”之的奸佞之徒，其学说思想固然不足论道，且于文学亦毫不擅长。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除“新党”人物文集大多散佚外，更在于南渡后对“新党”的全盘否定，以至因人废言，而因人废言的根源则在于儒者文士政治分野下的文学批评党争化。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云：
太学生虽以治经答义为能，其间甚有可与言诗者。一月，同舍生诵介甫《明妃曲》，至“汉恩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咏其语，称工。有木抱一者，艴然不悦，曰：“诗可以兴，可以怨。虽以讽刺为主，然不失其正者，乃可贵也。若如此诗用意，则李陵偷生异域不为犯名教，汉武诛其家为滥刑矣。当介甫赋诗时，温国文正公见而恶之，为别赋二篇，其词严、其义正，盖矫其失也。诸君曷不取而读之乎？”众虽心服其论，而莫收有知之者。
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对之评曰：“此则就民族气节言，木抱一说不为无理，但非封建卫道者所得藉口。大抵在道学既盛之后，自宜有本风教以论诗者，彼木抱一者，不过不事著作耳。”按，朱弁于建炎二年（1128年）使金通问时被拘，据郭氏上书说其《风月堂诗话》“乃在金时作，而知所论则犹是在宋时谈论所得也”，但此时二程道学尚未盛行。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作于嘉祐中，当时司马光及欧阳修、刘敞等均叹服其工，竞作和篇，而非因“恶之”乃为“别赋二篇”；木抑一所论显然是党争扭曲文学批评的具体表现。
又据《道山清话》，吕惠卿曾与神宗论司马光《明妃曲》“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回？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诸句，神宗以为“甚佳”，“读之使人怆然”，吕惠卿却说“不无深意”，而当神宗问“有甚深意”时，因史缺有简，就不知吕惠卿是如何回答的了。但联系司马光力谏神宗中止变法而未成，遂闲居洛阳的事实，当可揣度出吕氏所谓“深意”之义。这大约是新、旧党中较早地以党派之见批评文学。随着党争的渐趋尖锐，此风日盛，甚至形诸诗话。上举朱弁使金，被扣不屈，体现了民族气节。其在金时所作《风月堂诗话》以实录的手法记载木抱一褒司马光而抑王安石的话，固然寄寓了他自己的民族意识，但在政治态度上也折射出“党元祐而抑熙丰”的党争色彩。这在南渡以后其他“党元祐而抑熙丰”的文学批评中表现得更为透彻，如李壁注王安石《明妃曲》云：
范冲对高宗尝云：“臣尝于言语文字之是，得安石之心，然不敢与人言。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反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之术。孟子曰：‘无父无君主，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公语意固非，然诗人务一时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傅致亦深矣。（58）
范冲是元祐党人范祖禹之子，在高宗面前赞扬元祐史官“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他于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参与《神宗实录》的再次删修时，又力主“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圣德，焕然明白”（59）。南渡以后的这种被党争扭曲的文学与史学批评，同高宗“朕最爱元祐”（60）的政治倾向密切相关。上有所好，则下必有甚焉，势之所然。既然高宗亲自为东坡文集制词，称其“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61），那末，元祐之学术和文学于此时成为显不，苏轼诗文更风行海内，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元祐学术与文学——包括苏氏之诗文——自有不泯之价值，此另当别论）。另，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二“二苏”条说：
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特赠大师，学者翕然诵读。所诵‘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
在这种风气下，一方面王安石被视为“靖康之乱”的罪魁祸首，整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