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北宋儒士文士与党争(一) |
 |
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
|
|
，能就其职守而“因法以便民厂，民赖以少安”，甚或切磋之间能自觉非己“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切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71）。此言出于旧党重操政柄之后，显非俯仰随俗之论，实乃刚政不阿、忠贞谅直之语。苏轼不仅有此言论，而且还有所行。元祐朝中，司马光出于党人之私而全废新法，再履翰林的苏轼则基于公心而与温公面折廷争，起而为新法之便民者作冲发辩，“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甚评，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72）平心而论，就此事而论，身为旧党魁首的司马光还是有宰辅之量的，不过，苏轼之举仍招致司马光人的忌恨。据轼自述：“光初不以此怒目，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73）此后，假冒新党之奸佞章惇者流当国，苏轼的厄运就更加深重了，直至贬窜南荒。在北宋党争中，为什么新党视苏轼为旧、而旧党却又将之视为新？一轼竟有截然不同之两面。探究个中原因，盖出于政治需要，而苏轼又不善韬晦，故常集众矢于一身：“或谓轼稍自韬戡，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74）古往今来，谅直之儒者文士陷身于复杂的党争之中而遭厄运，实出必然。 << 上一页 [11] [12] [13]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