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元代史学中的正统论，多围绕辽、宋、金三史的修撰工作展开，这反映了当时史家对前代史修撰工作的热情与责任心；而三史延绵几十年才告成的艰难修撰过程，则说明正统问题在元代受重视的程度及其影响史学之深刻。大概言之，在三史修撰的正统问题上，当时主要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是以修端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从时间、地域等方面来看，辽、宋、金各有特点，不相统一，故元修诸史，当仿唐修《南》、《北》史的方法，以辽、金入“北史”，以南迁以后的宋入“南史”；一是以杨维祯为代表的元继宋统说，认为辽、金不得予正统，故“晋史修于唐，唐史修于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13]前一种意见盖以功业言之，与欧阳修的正统论有相通之处，后一种意见则强调文化传承的延续性与完整性，二者立论角度不同，所反映的文化心理与背景也不相同。众所周知，这一历史公案最后由蒙古族丞相、监修国史脱脱做出裁断，以辽、宋、金三朝各与正统，分别系以本朝年号为了结。从史学观念上讲，这是一种折衷的解决方法，这种折衷的办法使得具有各种正统观念的士人，尤其是汉族史家不能满意，乃至出现了各种私人撰述。但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这种三史各与正统的办法，不仅在客观上促成了三史的迅速修成，而且有利于史家比较客观、全面地记述相互对峙的民族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从而为我们今天民族史及中国通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史料。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对三史所谓“正统”问题的讨论，由于与具体史学活动紧密相联，实际上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正统论中出奴入主的政治偏见大为减弱。不仅如此，通过三史的撰修，还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元代统治者因大一统局面的取得而独得“天下之统”的自豪与自信，而这种自豪与自信，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三  官修史书中的民族史观
元代官修史书包括正史、实录、政书等诸多方面，这些史著在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反映元代发展状况方面各有其历史作用。同时，受元代统治阶级是少数民族贵族的客观现实的决定，在这些史书中所包含的民族史观方面的材料应是相当丰富的。现从元代官修史书的代表作《辽》、《金》、《宋》三史在此方面的成果为例作一分析。

首先，从三史撰述的基本原则来看，除三史“各与正统”之外，《辽史》所附录的《三史凡例》，为我们了解元代统治阶层的民族史观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史料。它关于帝纪部分的撰写是这样规定的：“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列传部分：“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意”；“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三史书法准《史》、《汉》、《唐书》等汉族史学名著，以及遵循《春秋》求实的史学传统，表明三史在继承汉族修史传统及标准方面的努力；而各国称号准《南》、《北史》的作法，则为三史各与正统找到了具体的参照形式；至于“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意”，则表明元代史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开了狭隘的民族偏见与观念，他们通过对对立政权中的死节之士的记载与表彰，一则以求得史学之实，一则以阐扬理学要义，为现实统治服务。这种对占主导地位的史学传统的继承、发扬的做法，同元修三史一起，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客观事实及其通过史学反映出来的鲜明的文化认同意识。

其次，从辽、宋、金三史所载内容来看，元代史家不仅能够对三朝历史及其相互关系作比较客观的记载，而且在进行历史评价时也做到了相对的公允持中。如《宋史·夏国传下》是这样论述宋、夏关系的：“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子孙历王五代……概其历世二百五十八年，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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