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正统之说在元代勃兴的原因有多种，政治上的因素当为其中首要方面。与辽、金一样，元朝在建立之初就声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这可从元初两篇诏文中看出来。一篇是发布于中统元年（1260年）的元世祖忽必烈的《即位诏》，其中说，忽必烈即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一是忽必烈本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所以，尽管忽必烈“峻辞固让，至于再三”，还是不得不顺应上天的指示，“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做了皇帝。这种神人共济，奉天承运、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思维方式与政治词令，与汉族历代皇帝即位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另一篇诏文是发布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的《建国号诏》，它把自汉唐以来的国号进行了排比分类，认为他们或 “从初起之地名”或“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因此元朝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改变的具体途径，就是从经典、古制中寻找帮助，最终“取《易》经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元”[5]。如果说第一篇诏书是元统治者以“天下之主”的身分颁布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体现了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么第二篇诏书则通过国号的确定，明确地把元朝统治与尧、舜、禹等先代贤君联系起来，表示自己在文化、政统上与他们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从而在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元代与前代任何政权一样，都认可、遵循同一价值与伦理观念。元代统治者的这一思路，无疑对于当时正统之论的兴盛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元代正统论勃兴的文化原因在于对兴起于宋的理学的发扬光大。理学起于宋而兴于元，史学即是这种“兴”的形式之一，故而元代理学与史学结合的特点较为突出。而理学在民族史观发展中的具体表现，却需要做不同情况下的具体分析。毋庸置疑，有些史家通过改订史书的形式阐发正统观念，主要目的之一即是为了“贵中国而贱夷狄”[6]，但也有多史家在正统问题上已经能够从理论角度把正统与夷夏问题区分开来，如杨奂在《正统八例总序》中把正统分为得、传、衰、复、与、陷、归八种情况，并依此把历代政权进行分类，而夷夏因素并不是他的分类标准。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史家，对理学的理解与运用角度都有种种差别，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亦不尽相同，甚至会大相径庭。这里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元代正统论、理学与夷夏大防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三者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相同，因而以宋为正统的观念，在元初是有其夷夏大防的心理认识与文化背景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二者就一定是等同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元代如揭傒斯、苏天爵等史家一面为朝廷命官，一面却对宋统之说反复致意的情况。

第三，元代史家的正统之争，不论争论各方持何种具体观点，但在一个问题上是有着共识的，那就是元代的文治武功超越前代，其历史地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如主张元继宋统的杨维祯认为当朝乃“堂堂大国，林林钜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7]；理学名家苏天爵亦认为元乃“定一函夏，跻世隆康”的盛世[8]；同为理学家、史学名家的揭傒斯在为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所作的序中称“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还认为“自秦、汉之后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风者，宋而已”[9]。言辞之间，流露出他对汉族政权及其文化的深厚感情。但与此同时，他也对元统治反复给予了肯定，在评价元灭宋的历史事件时，他是这样说的：“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复振者，本于张浚抑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桧杀岳飞父子；而终于贾似道之专，刘整之叛。况天方以数千年不能混一之天下付之世祖皇帝，以主弱臣强之宋，岂能以数万之金币保区区江南一隅之地哉！故宋战亦亡，和亦亡，况二者俱不能之耶？然非贾似道误国失信，无以正皇元出师之号，非刘整之叛，无以周知渡江之谋，天也。”[10]由此可见，所谓夷夏之辨，在元代正统观中虽仍然存在，乃至影响到元修三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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