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以理学为依据进行史学的编纂工作，而是多就事论事，随感而发论。关于这一点，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有精到的分析：“《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兹篇所录，则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亦隶焉，固与《通鉴纲目》等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20]。求真务实的史学旨趣，使胡三省的注释在理论出发点上淡化了对理学的阐扬与发挥，而更注重从历史事实出发评判史事。其次，从胡氏在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对亡国之痛的反复强调，“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正程正叔所谓见之者也。天乎！天乎！”[21]对待少数民族政权，胡三省也确有不少贬斥之词，如“夷狄之俗，好货而已，岂知有纲常哉！”[22]从这一感情出发，他对历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作了剖析，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史学家的责任感却促使他对民族问题进行更为理性的思考与评价，继承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成果，因而注文中同时也包括了大量对民族问题的平实看法，如他论赵国石勒，称其识见卓然，“使死者有知，孟德、仲达其抱愧于地下矣”[23]；称赞苻坚之政说“苻坚之政如此，而犹不能终，况不及苻坚者乎！”[24]。关于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他也有所表述：“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25]这一看法从民族变迁这一更为具体、细致的角度说明了在拓跋氏统治之下民族之间差别日益缩小的事实。象这样对民族关系发展现象进行的辨析，在《通鉴》胡注中还有很多。从民族史与民族史观的角度看，胡三省在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是值得重视的，而他以一名史家的严谨求实态度对前代民族史所作的理性分析与评论，更是胡三省史学中极有价值的部分。由此类推，元代其他私人史著也应以这样的态度去进行研究，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超越封建史家，揭示中国民族史观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总之，元代民族史观以正统论及官修、私修史著等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在理论认识、史学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由于元代政权的民族性质，这些进展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及其复杂性特征表现得都很明显。
结 语
元代的大一统局面决定了它的史学中的民族史观在阐扬大一统，强调“用夏变夷”方面取得理论进展，并在史学活动中具体体现出来，取得突出的史学成就，但同时民族压迫的客观事实又使得它的民族史观通过私家修史体现出更多夷夏之辨的色彩。时代政治形势、文化背景（主要是正统观）及史学本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是影响民族史观面貌的三个主要因素。具体说来，元代民族史观的特点与意义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民族史观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现实政治、学术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史家个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性认识与思考，这种思考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一定时期史学认识的组成部分。这一史学认识在本质上受现实决定，但同时又是史学走向独立后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使得某些史学认识与社会现实的特点并不完全吻合，而正是这种植根于现实又超越或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思想认识，制约或推进了社会的变革。正统论在宋元时期勃兴并影响到民族史观的面貌，而史家求真求实的理念与实践却对民族史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辽、金尤其是元代民族压迫十分突出，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意识仍然在向前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与辽宋夏金元是两个重要的阶段。前者的分裂割据以汉族统治者为首的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皇朝为其结局，后者的诸国纷争则以蒙古族统治者为首建立起来的更大规模的封建皇朝为其结局。如果说，唐代空前的大一统使得唐代史家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更多宽容与理性的成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魏晋南北朝史学中南北相互攻讦的弊病，那么，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则促使当时史家从更深入、客观的角度去思考与反映这一历史事实，从而使正统论、华夷之辨的讨论走向内容与层次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史学本身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也逐渐变得更为成熟，具有了更加独立的学术特点。这是两者存在的主要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同为大一统局面，民族史观的具体面貌却不尽相类的状况；也正是这种差别，促使后世史家不断结合现实对民族问题进行新的阐发与辨析，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认识。
第三，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在历史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也随着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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