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就可以发现与此相关联的某种论述，并为史学界所重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刘勰在其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提出的“素心”说，它亦可视为从孔、孟到刘、章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成果之一。从史学理论发展的大势来看，这一理论概括与刘、章之说，具有明显的内在联系。

一  “素心”说的提出及其史学含义

   （一）“素心”说的提出与确认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介乎汉、唐两大盛世之间的分裂时期。政权更迭、民族融合、儒学中衰、玄学大倡，成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在以上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与推动下，史学走上了迅速、多途发展的轨道，形成了“蔚为大国”[1]]][1[[[[[[[[[[[          的繁盛局面。史学著作数量激增、史书著述形式和体裁的多样化、修史制度正规化、民族史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私人修史发达，均构成史学“蔚为大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最终导致了史学在学术思想及目录学中的地位得到确认。然而，与此同时，学术与政治、求真致用、文辞与内容等各种关系，亦由于受时代影响而体现出不同程度的矛盾，史学发展面临新的问题。

    史学的兴盛与其同时存在的诸多弊端，为史家主体修养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课题与发展契机。如张辅的《班马优劣论》、干宝的《史议》及范晔的评司马迁、班固，裴松之论评价史事，是从才与识方面出发立论，而时人对华峤的评论“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2]，则重在从学与识的角度论史家修养。在史家著史态度方面，最突出的论点莫过于要求史家恢复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直书”已不仅是对某一个史家的赞语，而是成为评论史家优劣的基本标准。这反映了这一认识从个别到一般的发展过程，而这种发展又是同史学领域中两种作史态度的对立、斗争相联系的。北魏太武帝诏崔浩国实史，令其“务从实录”；崔鸿私撰《十六国春秋》，自称要将旧史“删正差谬，定为实录”[3]；常璩在撰《华阳国志》的过程中，对旧史记载中多怪异传说的虚妄做法，予以尖锐的批评等等，都反映了史家对于史学客观性的自觉意识。

    在社会历史与学术环境影响之下，刘勰撰成《文心雕龙·史传》篇就不是偶然的了。加上他所具备的“博通经论”、“长于佛理”[4]的自身条件，使其长于从理论角度分析、归纳前人成果，也使得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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