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其论述更为深入与全面。“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文章的外在气势及引人程度，均取决于史家个人内在气情真挚与否。然而，正是这种气与情，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史著的客观性。“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这就把史家的气质才力与史学的客观性、公正性结合在一起：“气”是著文的必要前提，有了一定的情感才能够进行写作，而言辞又是沟通客观历史与史学之间的桥梁。因此，言辞和决定言辞面貌的“气情”，就对史学客观性产生了影响。如果这种“气”合于理的要求，与其相应的言辞就会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反之，史家的主观成分就会增多，史著的客观性必然要受影响。所以，“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激则溺，情失则偏……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这说明气情的平静于史之公道大义的重要性，它们于不知不觉中“害义而违道”，史家应当慎而又慎之。这种结论与刘勰之“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的感叹，其根本点与落脚点都是相同的，即气情之发为文辞，都不能违失两条客观标准——名教与事实。
当然，章学诚的“史德”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刘勰之“素心”说有相通之处，但二者无论在内容的全面广泛，还是在论述的深度与层次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别。毋庸置疑，《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后世史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就总体而言，《文心雕龙》仍属主要论文章创作的著作，“素心”只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被提出，故而缺乏更进一步的论述，因此很难说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章学诚却充分认识到了史家思想修养在著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史德》篇在《文史通义》中是作为专篇出现的，章氏亦是从一个史家的角度去探讨史家“心术”的。这样，他在理论上就能发前人所未发，成其一家之言。大而言之，“史德”论是与章学诚针对空谈义理、埋头考据的学风而发论的根本出发点相关，又是与其史义论、道器论、六经皆史论等其他史论观点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小而言之，它包含了史学专业素质、历史哲学、文章撰述等方面的内容，而与此相关的“天人”、“公私”、“气情”等概念都相为发明，密切联系，统一于“史家心术”的命题之下，从而构成了“史德”论综论文、史、道的理论框架。而每一个单个问题与概念的论述，也因此而具有了理论上的全面性与层次性。以对“气”的理论阐释为例，章学诚明确地把它引进史学著作的过程论中，系统、条理地阐明了它是如何影响史著的客观性，又是如何影响到史书文辞，进而影响文质关系的正确体现，然后把熟习儒家经典作为适当把握“气”之分寸的关键途径，从而把气——文——史——道有机地联系起来，有效地为其“史德”论提供依据。这既是二者在立论角度上的区别，也是二者在理论论述上的高下之分。
[1]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 《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
[3] 《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崔鸿传》。
[4] 《梁书》卷五十《文学下·刘勰传》。
[5] 《文心雕龙·史传》。
[6] 参见：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陶侃如《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1年。
[7] 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8]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9]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论语·为政》。
[11] 《文心雕龙·定势》。
[12] 《文心雕龙·练字》。
[13] 以上俱见《文心雕龙·史传》。
[14] 《史通·史官建置》。
[15] 《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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