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篇勾勒了从文字产生到《尚书》，再到当时的近代史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因此，被人们认为是一部小型的史学发展史。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看，刘勰所论至少具备了这样几方面的价值：首先，他认为，史书是备载前言往事、令后人“居今识古”的重要媒介。没有它，人们对“岁纪绵邈”的自身历史就无法确切了解和认识。这一认识包含着对历史与史籍（史学）加以区分的思想，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以《尚书》、《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古史著作，除了真实可信之外，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特点，乃在于它们“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5]的伦理教化功能和贻鉴后世的政治功用。也就是说，史书不仅要求其真，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体现、阐扬一定的政治伦理标准，即“理”。这事实上已经点明了我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两个基本标准，同时，也为他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论述确立了正确、全面的着眼点；再次，他不仅运用这两条标准对战国以来的史职、史家、史著演变情况作了条分缕析的评价，而且就其“偏驳不伦”、“疏谬少信”的原因作了分析，即“追述远代，代远多伪”，“俗皆爱奇，莫顾实理”，“记编同时，时同多诡”。在这几方面认识基础上，刘勰提出，为了恢复古代史学的面貌，必须提出与时弊根本相对立的理论观点，加强史家主体思想修养：“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只有具备了“素心”，史家才能避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修出符合古史之意的著作来。

这里，在对“素心”进行理论分析之前，必须说明的是：当前流行的各家注本中，关于《史传》篇有不同主张，关于其“素心”一词，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金毓黻先生、陶侃如先生为代表，认为“析理居正，唯素心乎！”的“素心”当依清代黄叔琳的辑注本，改为“素臣”，指左丘明[6]；一种以范文澜、杨明照、周振甫、赵仲邑等诸位先生的观点为代表，他们均沿袭纪昀对黄注的评论，认为原本中的“素心”文意通顺，可不必改为“素臣”[7]。由于黄注属推测之言，并无他本做为旁证，而在《文心雕龙·养气》篇中，亦有“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之语，用法与《史传》篇非常相似，含义亦与后者相同。前后对照，笔者认为，原本中的“素心”一词没有修改的必要，故本文论述，均以范、杨、周诸位先生的注本为依据展开。

    （二）“素心”的史学含义  所谓“素心”，范文澜先生认为，“素心，犹言公心耳”[8]，周振甫先生亦把它释为“犹公心，言心无偏私”[9]，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公正之心。它要求史家在著史时，具备一种无偏私的心态，不受个人情感和时风势利等主、客条件的影响。以达到“析理居正”的目的。那么，何谓析理居正？金毓黻先生有很精到的解释，他引用《史传》篇中的原文说：所谓“析理”，指的就是“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所谓“居正”，即指“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依照金先生的解释，再联系《史传》篇中所贯穿的思想内核，是否可以认为，“素心”在理论上的内涵，包括据“理”与据“事”直书两个层面上的内容。即要具备“素心”，就既要有道德伦理的精粹修养，做到严格依“理”修史，同时又以“文直事核”作为判断其是否具备良史之材的标准。这里的据“事”直书，表现为史家服从史实，据“理”直书则表现为史家在理性分析基础上，对史实的超越与驾驭。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有了可靠的史料，才有可能抽象演绎出合理的主观结论；而正确的理论指导，又是保证史家真正做到直书的前提条件。关于它们在史学批评史上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首先，关于史学批评的标准。史学批评，尤其是在评论史家应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去提炼、总结、解释史料，反映客观历史时，运用什么标准去实施这种评论，是一个关于史家修养的重要理论问题。在此问题的探讨进程中，刘勰的“理”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关于史家的主体修养问题，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相关论述。他盛赞南史、董狐的直书精神，即属此范围之内的议论。然而，这里的“直书”并不仅仅是要求史家据“事”直书，同时更包括了据“理”直书的内涵。被孔子称为“良大夫”的赵宣子，只因逃亡未来得及出境，就不得不为与己无干的弑君事件负责。虽然很可惋惜，但在史学真实性与礼制产生矛盾时，孔子认为，宁肯牺牲前者，也要保证后者的最高权威及其连贯性。由此可见，笼罩在史家“直书”精神上的伦理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孔子以后的历代史家在经学逐渐走向独尊的政治、学术背景下，无不以“圣人之旨”，即孔子自称为“窃取”的“义”为指导品评、撰述史著。史著是否有益于风化名教，逐渐成为判断其价值高下的重要依据。可以说，政治伦理性的“理”做为一条评判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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