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史学社会功用的重视  在对史家“直笔”的重要性认识方面，刘知几与刘勰的探讨，都是以对史学社会功用深刻的见解为基础的。刘知几认为，从个人角度而言，史学可以给人以启发、教育，懂得“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从国家角度而言，史学可以起到“劝善惩恶”、激浊扬清的思想教育作用和社会效果。所以，“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4]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史家直书的著述态度以极高的评价。在《史官建置》篇中，他把史家分为三个等级：“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之史为上等；“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者为中等；“高才博学，各重一时”者为下等。由此可见，“直书”在他的论述中，乃是一名史家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道德。而刘勰则在强调史学“奸慝惩戒”的伦理教化作用之外，侧重于从“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的历史垂鉴观出发，去认识史学“万代一准”的深远意蕴。这种区别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社会、学术环境的不同造成的。但是，从重视直笔、实录之于史学的根本意义这一角度来说，二者又是一致的。

   （二）对名教的重视  如上所述，刘勰“素心”说之重要特征是据“理”直书，儒家名教思想是其直笔论的根本原则，在“理”与“事”有所抵触、矛盾时，后者无疑当服从前者的需要。这一点在《史通》中，得到了更为全面的体现与阐发。《直书》、《曲笔》篇中，刘知几对直书精神与直述史事的史家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种“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精神，“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15]。与此相对应，对那些“持谄媚以偷荣”者，刘知几则给予了无情的鞭笞，认为此乃“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16]可见他赞成实录、主张直笔的态度之明确与坚定。然而，对维护“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的曲笔，他却表示了相当的保留：“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这与刘勰“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17]的态度相较，其思想上的相通之处显而易见。刘知几还认为，“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⑥，把史家的直、曲笔直接与其人格高下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的上述两段论议，都分别置于其《曲笔》、《直书》篇的开首。由此似可进一步说明，“名教”观念不仅在刘勰、刘知几那里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是不断被强化的。

   （三）“直书”论的理论进展  刘知几之“直书”论与刘勰 “素心”说相较，其在理论上的发展之处在于，前者在罗列直书、曲笔的现象及分析其产生原因时，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层次上都进一步具体与丰富了。如他认为史书曲直与史家品格高下、正邪密不可分，与“可为”、“不可为”之时代环境有关，与“事涉君亲”的现实相联等观点，即是直书论具体化的明确表现。尤为可贵的是，刘知几还把“直书”论纳入到史家主体修养理论框架之中，从而使其内容进一步充实与提高，并使其理论地位得到确认。在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的谈话中，刘知几首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才、学、识的史家修养理论，而其中“识”的内

涵主要即指直书精神，“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如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18]；在《史通》中，直书、曲笔问题被专列单篇加以讨论，本身就表明了对此问题认识的深刻与重视。另外，在分析曲笔著史的各种表现时，除了对历史上较为明显的曲笔加以贬斥以外，刘知几还认为，“史之不古，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19]。他通过对《后汉书·更始传》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