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对历史人物予以华袞斧钺之褒贬,“拨乱世反诸正”。圣人的榜样使后世史家具备这样的信念:不仅撰史,而且论史,不仅论史,而且联系时事。在绝大多数朝代,官方也只能承认或默认史家有撰史、论史的权力,这应当说是得自孔子与《春秋》精神的无形庇护。
《春秋》之义对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也有消极的影响,它规定了史学思想的主流方向,纳入封建伦理的规范而难以突破。然而若考究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兴旺的原因,不能不强调孔子与《春秋》联结于一起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四、史学观念上的新拓展
战国时期孟子等儒家学者对《春秋》的推重,将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的观念深化为史家和史学干预时事的主体意识,从理论和精神上将史学置于高屋建瓴的主动地位。除了这种在《春秋》问题上深化了的史学思想之外,史学观念还取得了多方位的拓展,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学者、士人的撰著意识空前强化,产生了大量的典籍。有私家一人之书,有一学派积累共纂之书,有杂取各派汇编之书等等,琳琅满目。其中,史书的撰著亦格外盛行,《竹书纪年》一书可说明战国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延续不废,我国第一部内容充实,记言、记事兼备的史籍《左氏春秋》(即《左传》)的产生,表明历史著述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学术界研究,今《尚书》内有写于战国时期的文献,晋代从战国古墓出土《周书》,今存篇目中亦有可认定为战国写成者,可见战国期间必然重新整编过《尚书》、《周书》。战国后期,楚国铎椒所撰《铎氏微》40篇,选编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事迹,〔[31]〕书名用“微”字,说明关于《春秋》“微而显,婉而辨”、“惩恶而劝善”的史学原则已广泛传播;赵国虞卿撰《虞氏春秋》8篇,分类记述春秋至战国中期史事,内容、宗旨为“刺讥国家得失”,〔[32]〕表明史学主动干预时政的精神亦得以发扬。其他如《国语》为分国记述政治言论,《世本》为分门类记述史事,《战国策》专载游说、进谏之词,说明撰述史籍已经采用较多种类的体裁,史学眼光有所放宽,撰史方法有所增加。总之多种类史籍的出现,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多样化拓展。
其次,孟子在评述《春秋》中概括了史学在内容、形式和观点上的内在结构,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3]〕这为后世撰述与评论史书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总则,即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生动的文笔,尤其要具备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相结合才是完整的史学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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