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殷鉴”的思考,还导致历史文献的保存与整编,今所存之上古典籍文献,都是西周及其后保存和整编的。所有这些,都是史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历代官方的史学活动之绵延不废,古代史学多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这些西方所不具备的特点,皆可追溯至理性思维的源头,追溯到“殷鉴”给中国社会文化植入的思想根基。
二、官方记史体制以及相应的史学观念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左传》中有《夏书》、《夏训》的记载,〔[12]〕然而那是否真实、是否真是夏代的历史记载,很难据信。《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商代已有正式记述的历史典籍,但典、册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历史记载。甲骨文中有“史”、“尹”、“作册”等官名的记录,后人将之称为史官,而其职责乃是起草和掌管官方文书而已,亦不足以证明记史制度的产生。殷商并未留下可靠的史籍文献,从今存甲骨卜辞来看,仅在记载贞卜活动及其结果的同时,无意间记载了当时的史事,由于未能摆脱凡事必卜、极端迷信的精神蒙昧,尚不可能具有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
一般而言,一个政权若非承袭民族传统或者接受外部文化影响,只能在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之后,才会形成自觉的记史制度。殷商时代可能会保存少部分重要的官方文书,但不会有系统的历史记述。西周初年具备了“殷鉴”的历史认识,那是从亲身经历与口耳相传的史事直接汲取借鉴,尚无阅读历史载籍的例证。因此,周初提出的“殷鉴”是一种历史意识,由历史意识到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在我们看来不过一步之隔,但古人实现这一步的跨越,亦非易事。从现存的文献看来,周初由于具备了“殷鉴”的历史意识,不仅自觉地保存更多的官方文书,而且整编了殷商时代的历史文献。〔[13]〕从注意保存档案、文书到特意记述历史载籍,则又历年长久,白寿彝先生指出:《墨子·明鬼》篇引证了《周春秋》记载的周宣王时期史事,又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因而判断“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14]〕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亦当在这个时期。保存与整编档案文献,只是初始和朦胧的史学意识,特意和自觉地记述历史,进而形成记史的制度,史学意识便得到了明确与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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