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这明确表达了应当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求兴亡成败教训的观念,不仅是讲历史的鉴戒作用,而且突出了史学记载的作用。鲁庄公时,夏父展因事进谏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21]〕这里的“顺”、“逆”是指符合、不符合礼制,史官纪事,是“顺”、“逆”皆如实记载,夏父展以历史记载流传后世来进谏,已试图利用历史记载对君主的行为予以制约。晋悼公时叔向“习于春秋”,被认为可以作到“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22]〕表达了当时对史学作用的认识。楚昭王时,其史官倚相被视为国宝,因为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3]〕这已经是史官直接利用历史记载诱导与辅助君主的事例。不仅如此,据倚相的叙述,早在200多年前的卫国卫武公时,已经“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24]〕。史册、史官和记史制度向君主提供鉴戒、行为制约和思想诱导,从而参与了深层的政治机制,其影响之一,就是使史学发展的动因深深地扎根于古代中国的社会肌体之内。
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方法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5]〕
“春秋”(编年记事之史)、“世”(世系之书)、“令”(先王之官法、时令)、“语”(以往治国之善语)、“故志”(记前世成败而总结出议论、格言之书)、“训典”(五帝之书),均为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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