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大不一样。太宗将史馆移至“禁中”，在政治权力中心整理古籍，修前代史和当代史。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馆中，除史官外，还配备修史辅助人员。在史料收集方面，制定《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报送方法、时限，诸部门不得拖延，有关条款近20项［ 4］（P1089～1090）。史馆环境优美，“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1］（P318）。 参与修史的史官多为国家重臣，如房玄龄、令孤德棻、魏征、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这显然提高了史学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尤其是唐太宗亲自参与《晋书》的修撰，这在“二十四史”修撰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初史官享有很高的物质待遇，一部书成，朝廷另有优厚的物质赏赐，还加官晋爵。如魏征受诏总加撰定“五代史”，书成之日，除“赐物二千段”外，还“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9］（P2550）。唐政府不仅对修史官奖赏晋爵，其后人也常受惠。如太宗、高宗《实录》百卷“添成”，“是日，封敬宗子选为新城县男，德棻子进为彭阳县公”［4］（P1093）。唐初统治者大力抬高史馆地位，尽力为史馆的工作提供便利，因而史馆工作效率较高。
三 唐初史馆成就
唐初史馆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修前代史和修当代史两个方面。
修前朝史。中国自汉代始有为前朝修史的惯例，历朝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历史记述的连续性。唐高祖采纳令孤德棻的提议，于武德五年（622）下诏修六代史，并要求史官“务加评核，博采旧闻， 义在不刊，书法不隐”［6］（P6657）。贞观三年（629）， 太宗复诏令姚思廉修梁、陈二史，李百药修北齐史，令孤德棻修周史，魏征修隋史，房玄龄为总监修。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 贞观十五年（641）又诏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令孤德棻等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 后人附于《隋书》后，又称《隋志》。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大开史馆， “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奖”［1］（P320～321）。贞观二十二年（648）书成。参与修书者达21人，由于组织得法， 所以成书速度是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中最快的，是唐初官修前朝“正史”的代表作。
修当代史。从高祖到高宗，唐史馆修当代史情况如下：“自武德以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为当时所称。”［1］（P320）唐承旧制，置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天子临轩， 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