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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的史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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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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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应之，悦而归之”，所以根基本不深固。在此“新集易动”之基础上，晋武帝“无久安难拔之虑”，“居治而忘危”，荒淫怠政，宠信后党，重用贾、杨、荀等奸凶之人，逼死齐王攸，疏远正直的朝臣，弄得“朝寡纯德之人”，正气不振；贵族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奢侈无耻，加上其时“政令不恒，赏罚斯滥，或有材而不任，或无罪而见诛”（《八王传·序》）。从官场的乌烟瘴气，政治的是非颠倒，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败坏，不可救药。因而“晋道中微，基于是矣”，祸乱之兆，“彰于此焉”，统治危机已隐隐萌生了。而在托付后嗣这样的大事上，晋武帝却“建立非所，委寄失才”，“树立失权，托付非才”，终于引起贾后乱政并导发八王之乱，直接促成了西晋败亡。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对齐王攸受武帝忌害而死，以致后来八王乱时缺乏一个有威望有资格有能力的宗室大臣来稳定朝政，史论深表惋惜。这是有一定根据的。而对荀勖诸人阿意人主，屡逞奸谄，结党营私，促成祸乱的行为，史论屡加谴责。尤其对贾充这个“谄谀陋质”的“刀笔常材”，史论认为他并未在统一全国的征战中建立功勋，仅仅凭了在魏晋嬗递中“抽戈犯顺”杀死魏帝曹髦，才得“滥叨非据”，“身极宠光”；就是这个魏的逆臣，晋的罪人，竟然“存荷台衡之寄，没有从享之荣”，真是“无德而禄”，死有余辜。这种谴责颇能道出人心愤慨，大概适用于一切干 了坏事而得寿终之权贵。对八王，史论仍然划分了其间劣迹的重轻差别，指出了有的因软弱无能（如汝南王亮），有的因性果志锐（如楚王玮）而被贾后利用，作了牺牲品；有的先举义旗复逞暴横（如齐王玮），不免助长祸乱，害时害己；有的则本性庸劣却心怀奸慝（如赵王伦），他们肆行纂夺，诛杀无已，促成战祸升级，是其中最坏的一个类型。总又指出，“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武帝之昏庸举措，惠帝之愚蠢不堪，是其根由；“然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八王是具体参与并扩大战乱者。这个分析既有历史的根由，又有具体的责任，分寸掌握很严。
又如“五胡”的崛起，本为当世瞩目，《晋书》史论自然要探讨其事。试看对前燕政权的开创者、鲜卑族慕容廆的评论：“英姿伟量，是曰边豪，衅迹奸图，实惟乱首”，“二帝构平阳之酷，按兵窥运；五铎启金陵之祚，率礼称藩。勤王之诚，当君危而未立；臣主之节，俟国泰而将徇。适所谓相时而动，岂素蓄之款哉”（卷108—111《载记》“史臣曰”），这里分析了慕容廆的策略是养兵蓄甲，坐观时变，不去挽西晋既倒之狂澜，那是徒然费力；却来打起拥戴东晋的旗号，这会得到境内胡汉各族的支持，争取政治主动。所以用“相时而动”来概括其万全的战略姿态。接着又指出其成功在于“制敌多权，临下以惠，劝农桑，就地利，任贤士，该时杰”。这是符合“五胡”们汲取汉文化营养促进自身发展，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勃发向上，不可战胜的历史真实。又如对前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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