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的创立，由来已久。《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三国志》有“评”，《晋书》以下，则多为“史臣曰”。《晋书》往往在有些例目前加一段序言，说明设立之原由凡例，有时也进行评论，亦可视作史论。自史汉至晋书，史论总的趋势是字数越来越多，篇幅越来越大。《史记》“太史公曰”直抒胸臆，数言辄罢，且极浅近；《晋书》“史臣曰”则要慎重其事地讨论晋代由统一而分裂，由强盛而寡弱的历史教训，以免唐帝国重蹈前辙，不厌其烦，反复说教。又唐承六朝余风，作者皆擅骈文偶体，写来不免铺排张扬，所以刘知几就批评这如同“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太不相配了（《史通·论赞》篇）。兹后论者相沿，都持此看法。这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同散文一样，作为一种文体，骈文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能否自由表达。如果是拙劣的散文，那又有什么可取？所以刘知几尽管非难《晋书》用骈文写史，而他自己用来表达这种批评意见的《史通》本身，就用骈文写成。这也并没有妨碍它多方面地探讨史学源流发展，分析各家优缺得失，流畅自如地表达各种看法。这说明，完全不是文体的问题，而在于是否操练成熟，运用得当。李慈铭说：“骈骊行文，自六朝至五代，诏策诰戒，无不出此”（《越缦堂读书记》）。联想我国中古时期文学批评与史学批评的双葩《文心雕龙》和《史通》，皆用骈文写成而影响久远，说明骈文之用，是时尚表现。《晋书》史论也是如此。另外，从史论的发展看，史迁陈寿以降，大都极讲求音节之铿锵鲜明，诵读上口，骈化趋势已很明显。反过来说，骈体的铺排跌宕，回转多变，对于分析复杂多样的历史事件，评价功过相间的历史人物，正有委迤折衷，曲尽其致之妙用。要之，史论的好坏，不主要在文体，而在于历史观点的正确程度。这样来看，《晋书》史论是相当出色的。笔者曾就《晋书》史论评价人物之实事求是、褒贬准确等特色作过探讨（《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兹就其有关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评价中表现出的是非观点和历史进步性，再作举例说明。
例如，西晋的统治为什么那样短暂？祸乱不息的原因何在？武帝等纪，后妃、齐王攸、荀勖、贾充、杨骏等传的史论一再反复指出，西晋的统治来自所谓禅让，因而不注意采取措施使老百姓[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