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秦始皇以来，中国历代杰出的为政者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即使在社会、文化领域，也都想用自己信从的“善”、“美”标准来加以规范，并妄图以此来统治世界。但是，由于他们过于执信自己所信奉的“善”、“美”的绝对“正确性”，就很容易无视“真”的存在，从而具有极大的偏激性。 

    在今天，当我们研究这些为政者统治下的时代，并以他们下令编纂的文献为依据，来考察当时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情况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上述事实，从而对文献加以慎重的甄别与判断。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位杰出的为政者，为了唐王朝的安定，或许只是为了满足嗜好欲望，他也企图以个人确信的“善”、“美”，对唐代的各方面加以规定，并作出了种种实施。比如从《五经正义》中，我们能看到对经义事业的统制；从《南史》、《北史》、《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隋书》中能看到对史书编纂事业的统制等，这些均属上述企图中的一环。这其中，唐修《晋书》（以下简称《晋书》）是在原已存在多数晋代史书的基础上又特意加以改修而成的，从这一过程中，可更进一层体现出太宗的心理意图。 

    原来对《晋书》的评价，如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记》，都是通过对各种版本的校勘、或综合其它史书的比较，来详细修订载文内容的误谬、文字表现的异同等，而对《晋书》是“据太宗意图而有意识被改修”这一重要观点，几乎都未加考虑。不仅如此，直到今天，一般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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