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注记所说的《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宋国司马桓魋（向魋）受景公宠爱而日益骄盈，有害公之意，景公数请享饮，欲因请讨之。桓魋察觉此情，抢先设计谋，即以接受增加领地答谢景公为由请公享宴。以日中为期，桓魋招集家兵企图谋杀景公。此计被景公识破后，桓魋反过来攻打受景公之命的兄长向巢，并据曹地反叛。但曹地不能久留，在窘境中接连奔卫、齐。其结局是向巢也离宋奔鲁。因这事件，司马牛还领邑于君，奔齐、吴，最后客死于鲁国郭门外。司马牛兄弟五人，（据《左传》有兄巢、桓魋、弟子颀、子车。）都各自亡命他国，走向客死的命运。这就是司马牛慨叹“人皆有兄弟，我独亡”的背景。 

    以上大略说了桓魋谋叛事件，不管在细节上有相当的不同，但大体上，这是与兄长隐太子建成企图谋反，太宗李世民先下手在玄武门把建成、元吉（太宗弟巢王）杀死一事相仿佛的。因此，唐初的士大夫一见“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记述，必然会想起桓魋谋反一事，继而联想起新近太宗李世民谋杀兄弟的玄武门事件，这对太宗来说是一件很不利且令他讨厌的事情。不管李世民一方强辩说这一事件是建成、元吉先动手，以使玄武门行动正当化，但就谋杀兄弟这一点而言，决不是简单地就可被免罪。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触及这一事件，回避属于可能引起联想的一切。李世民的近臣李延寿当然对这样的情况是相当清楚的，可以推断，当他接受太宗敕命编《南史》时，必忖度太宗之意，考虑到这一部分是必须削除的，并强行这样做了。这一结果，造成了稍显不自然的部分性削除。 

    又，《命子诗》是陶潜在长男俨出生时表述对儿子期待的诗。一般说来，对表现这种人之常情的诗是没有理由必须把它删掉的。但是，据新、旧《唐书》记载，李世民的杀戮不仅是涉及了激烈相争中的兄弟，还波及了从长子恒山王承乾开始，因相互争夺太子位的不肖不孝的皇子们，从而使太宗陷入了整个家族性的不幸状态中。因此，与其说李世民不喜欢陶潜以写家族爱（兄弟爱、父子爱）为主题的诗文，不如说他必须回避这些的存在。就李世民来说，对下面所引的《命子诗》怀有嫌恶感，想敬而远之是必然的。 

    卜云嘉日，占尔良时。名尔曰俨，字尔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魋，庶其企而。沟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爰待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日居月诸，渐免于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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