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想分析一下与《晋书》一样是受太宗敕命、在真观年间经李延寿手编纂的《南史》陶潜传，通过与《晋书》相比较，试着来说明其中的原由。可以说，在这两书中，都同样有李世民的史书编纂意图在起着作用。 

    《南史》陶潜传，也是据《宋书》陶潜传编写的，改修点也大致与《晋书》同样是后半部分。但《南史》陶潜传并没有象《晋书》那样，把后半部分断然地全部削除，只是删了《与子俨等书》“序”的部分与《命子诗》。而《晋书》的削除，就如下文所述那样，从表面上看只不过沿着《南史》删除的方向更扩大化、整理更极端化，但实际上，在《南史》、《晋书》共同被删除的部分里，“按李世民政权需要改修”这一最重大原因却被隐藏起来了。首先，我们看到《南史》把《与子俨等书》“序”的部分被删除了，（此《书》无可怀疑是陶渊明的作品），《南史》编者为什么这样不自然地进行部分的削除呢？下面列出被削除的原文，并加以讨论。 

    天地赋命，生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邪。 

    以上引用的内容说的都是“死生”、“富贵”等天命观念，这与坚持用儒教治世观的太宗李世民及他的重臣、亲信们在思想上没有任何的龃龉，很难想像有什么必须要删除的理由。但是，如果对这部分仔细地分析，在“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地方，却隐藏着与太宗有关系的重大问题。这《与子俨等书》中的“子夏之言”，实际上是引自《论语·颜渊》：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在唐初，《论语》已是士大夫所必读之书，当然《颜渊》的文字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在读《宋书》陶潜传“子夏言曰”这部分时，必然在心中会浮现上记的《论语·颜渊》章句全文。这子夏的话，是针对司马牛所发出的“人皆有兄弟，我独亡”的感慨进行慰抚的。 

    这个司马牛，就是在《论语·述而》中企图杀害孔子的有名的桓魋之弟。在《论语·颜渊》中也有较详细的介绍： 

    （注）郑曰：“牛兄桓魋行恶死亡无日，我为无兄弟。”（省略）正义曰：云牛兄桓魋行恶死亡无日者，案：哀公十四年《左传》云，宋桓魋之宠害于公。公将讨之，未及，魋先谋公。公知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