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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严中平辑：《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胡夏米致外交大臣巴麦尊的私人信件》(1835年7月24日)，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②参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257、3258页。

唐宋时期，大批波斯胡人出入于以泉州为主的福建沿海各港，更使这里的人们受到浓烈的经商谋利气氛的浸染，从而催生了沿海府县一批早期的土著海商。虽然商人的人数不是太多，但他们对社会风气以及社会价值的导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竞相传诵着商而致富的传奇故事。张循王手下的老卒，泉州的杨姓商人与王元懋，无不因经营海舶而致赀巨万。①

    商人成功的先例，生活条件的逼仄，刺激着福建人民迸发出高昂的经商热情。到了明清时期，土著海商便大量涌现，以至明末清初形成了中国人控制东南亚海上贸易大权的辉煌局面。然而，福建人经营商业的从业取向及其对海外贸易的钟情，与明清时期整个国家的治国理念、价值体系产生了严重冲突，想象中“勾引番夷入寇”的可能以及明初以来倭夷联舟而至的现实，更使禁海有了充分的理由。无法舍弃海外贸易的福建商人只得采取“犯禁”的贸易方式，而且表现出不惮“犯禁”的经营观念。

    明清王朝所要维持的是稳定的统治，所要建立的是安土重迁、各安其乐的农业社会秩序。职此之故，商业受到压抑、排斥是理所当然的政策选择，否则人民皆舍本而趋末，岂不动摇了整个国家的根基?

    闽广重末轻本的社会风气一直令朝廷感到不满和担忧。重本轻末，直接伴生的便是逐利拜金的社会风气，“闾巷少年仰机利，泛溟渤危身取给，不避刀锯之诛”，②因此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商人群体的侈糜，对于传统以来尚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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